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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人往往难以理解中国为何至今仍保留表意文字系统
但只要换个角度
也不难发现它所蕴含的优势
对我们而言
文字天然被理解为是声音的标记
但对中国人来说
文字直接表达的是意义
数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像一九二二这样的数字
无论用英语还是法语
发音各异
但含义是一样的
类似d 一个汉字
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发音可能截然一致
但书写方式完全一致
大家都能理解其意
甚至连日本人虽然不一定会说中文
但也能读懂汉字所表达的意思
再比如现代中国人依旧能读懂几千年前的古文
虽然他们的口语已经变化巨大
这种稳定性是很多语言所无法比拟的
这种以书面语为主
口语多样变化的模式
使得汉语在跨越时间与地域上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延续性和统一性
这也就要求书写的文字必是能独立于发音存在
单靠读音是难以支撑起这种文化延续的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
中国这种写法其实也并非完全特殊
它代表的是一种较为原始
但在特定文明条件下被保留并发展起来的文字形态
几乎所有古老的文字系统
最初都是以图画为基础
而不是声音
比如埃及象形文字也是从表意走向拼音的过程
如果把埃及的文字演变路径作为研究对象
或许能更清楚的理解中国为何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
仍然维持着表意文字系统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语本身的特点
以单音节为主
词语之间音形重复率高
同音异义词极多
而这恰好使得表意文字更有优势
也更易保留
关于中国文字如何影响说汉语写汉字的人的思维方式
有一段引人深思的观点
出自一九二二年二月刊的中国留美学生月刊
作者是礼记
文章标题为中国在人类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在其中
他还探讨了语言与文化心态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看法
西方学界普遍将语言视为声音的组和
但很少有人去研究语言的形式如何长期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他认为
如果我们以文字系统为切入点去分析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就会发现一个重要分界线
使用拼音字母的文化与使用象形文字的文化
其内在精神气质截然不同
字母语言的优势在于灵活
表达快捷
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
那就是缺乏稳定性
礼记指出
许多以字母文字为基础的文明
比如古希腊
罗马
阿拉伯以及使用闪米特语系和罕米特语系的人群
尽管曾孕育出辉煌频想
但这些文明也显得格外易变
起伏频繁
他将将这些民族的思想比作飞流直下的瀑布
虽有声势浩大之时
却难以持续沉淀
而中文文化则与此相反
它没有字母语言的高效与变通
却拥有一种深沉凝练的内核
使中华文明在四千年中屹立不倒
他进一步指出
中文之所以能维系这样一种持续性
不仅因为其书写形式端庄稳定
更可能与他所承载的思想方式密切相关
至于是这种稳定的文化精神催生了中文
还是中文反过来巩固了这种精神尚无定论
虽然这番话但有浓厚的民族自豪感
难免有理想化成分
但西方人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字母文字并不是语言发展的终极形态
只是多种文字体系之一
礼记的思考至少提示我们
在评价不同文明时应放下偏见
看到多样性存在的价值
在我看来
表意文字对于塑造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正实具有重要影响
而礼记的这段分析正是这一观点的有以佐证
第二
教育阶层以儒家伦理为核心
而不是信奉宗教信条
从社会影响的角度看
孔子公元前五百五十一
前四百七十九
堪称一位宗教奠基者
他对中国社会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之深
足以比肩佛陀
耶稣和穆罕默德
然而而与这些宗教创始人不同
孔子的教化中没有神性成分
这使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显得格外特殊
首先
孔子确有其人
他们对他的生平经历有相当充分的了解
他的故事并未被神话化
传说也不如其他圣者那般离奇荒诞
孔子最独特之处在于
他所传授的是一套严密的伦理体系
却并不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
因此
数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不信神
不讲来世
也不追求灵魂得救
他们尊孔子为师
信奉的是一种理性化的社会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
孔子更像是希腊的立法者来古阁式或梭伦
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先知
他关心的是政治的实际运作
追求的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他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不是为了通神承圣
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序而道义的事件
他强调复兴周礼
尊重传统
而也接受当时已有的宗教实践
例如对祖先的祭祀
他承认亡灵的存在
认为子孙应尽孝道
使祖先安宁
但他从不鼓吹神迹
也从未提倡超自然信仰
有一次弟子樊迟问他什么是智慧
孔子回答
尽心于民事
尊重神明而保持距离
这他可以算是智慧了
这一回答表明
儒家种人事而亲鬼神
主张以礼节和孝道为本
通过恰当的社会规范来维持秩序
在儒家体系中
对君主的忠诚也被视为孝道的延伸
然而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
但皇帝昏庸无道
失去天命
百姓便有权反对乃至废除他
这一点与日本的天皇观截然不同
中国传统人认为
皇帝不过是天子及天命所受之人
如果他治理失败
天命将会撤回
他便失去了作为君主的合法性
臣民也就不再有服从的义务
英国学者翟利斯在论述这一点时
援引了左传中的一段记载
公元前五百五十八年
有人对魏国废黜齐君的做法提出质一
对方则答道
若一个国君压迫百姓
断绝祭祀
使人民绝望
国家失去依托
那要他何用
不废掉他还干什么
可见在中国历史中
改朝换代乃是常识
人们普遍认为推翻暴君并非不忠
而是天命自然的体现
儒家所构建的社会体系在强调道德与理智的同时
也内含着一种对统治者的现实约束
孝道和家族观念虽然在儒家伦理中居于核心地位
却也可能是这一思想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
正是这一部分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常识发生最尖锐的冲突
因为一旦家庭私情占据主导
就会削弱公共精神
导致权力集中在老者手中
社会风气裹足不前
种种骨质就足反而成为障碍
今天我们面对中国的种种现实问题
必须从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
而儒家思想所体现的那些强调血缘
辈分
长幼秩序的传统
恰恰妨碍了现代制度的重建
很自然的
那些妄图从中国牟利的外国人无一不热衷于赞美这些传统价值
极力批评主张改革的少年中国学派
他们支持旧制度
反对新思想
只因为旧制度有利于他们的控制和剥削
儒家孝道之所以值得质疑
是因为他压制了独立判断与公共意识
例如孔子与叶公的一段对话颇具讽刺意味
叶公说他的家乡有一位正直的人
曾亲自举报父亲偷了羊
孔子却回答道
我们这边的正直仍不这么做
父亲为儿子隐瞒
儿子为父亲隐瞒
正直就体现在这这里了
从现代法治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
这种正直显然是在为家族私情让位
对公共责任避而不谈
相比之下
西方传统中有许多相反的例子
比如布鲁图斯举报甚至亲手惩处父亲的故事
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
这种对比不仅显示出两种文化在价值判断上的不同
也折射出各自社会制度背后的心理基础
汉代经学家赵琦曾说
家贫亲老
不为入世不孝业
这意味着一个人如果在父母母年老
家庭贫困时不愿去做官领薪养家
是大逆不道
但在现实中
这类不孝并不常见
最被认为不孝的反而是不娶无子
觉仙祖嗣
也正是这种观念推动了中国多子多孙的家庭文化
从生物层面上说
这或许是种族延续的成功策略
不过
推崇孝道其实并非中国独有
它出现在很多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
但令人惊讶的是
中国在高度文明化之后仍长期保留这一传统
古希腊
罗马在文明成熟之后
家庭的重要性已大为减弱
而中国至今仍将家庭作为社会运作的核心单位
虽然我们可以批评孝道
但必须承认
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远不如西方式的爱国主义严重
二者的共同点视
都要求个体服从某种集体价值
并以排他性为逻辑核心
不同的是
爱国主义往往演变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他鼓励杀戮来谋求国家利益
而孝道则容易导致裙带关系
贪腐与徇私
但相对而言
其后果较少波及他过
纵观历史
对照今日中西差异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所有不完美的制度信条中
孝道虽有局限
却可能是代价最小的那一种
除了孝道之外
儒家思想其实主要是一整套规范社会行为的文明准则
不过在历史发展中
这套准则有时会退化成死板的礼仪教条
儒家倡导的是自律
克己以及中庸之道
而礼被看作一切行为的根本
儒家的道德观与佛教或基督教有本质上的不同
佛教和基督教要求信徒持守极高的道德标准
只有极少数圣人才能做到
而且更注重个人的灵魂救赎
而不是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契合
相比之下
儒家的标准更具现实性
是对普通人而言并不难做到
但前提是要自我约束
持之以恒
这种克制的态度有点像人小时候学到的规矩
不能捣乱
要守纪律
一个真正修习儒家之道的人
必须控制脾气
避免傲慢和冲动
他要顾面子
就算打败了对手也不可以羞辱
他要保持中庸
不被情绪左右
他待人接物要公允沉稳
处事泰然
这种精神让人联想到十八世纪的欧洲风尚
这种理性平衡
绅士式的风度
但在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
这种风度几乎被一扫而空
被浪漫主义和断头台取而代之
而中国即使历经战乱革命
儒家那种克制沉稳的态度依然根深蒂固
正因如此
在中国战争常常不带血腥杀伐的气氛
人们更注重礼仪与尊严
比如有人曾讲过吴佩孚的故事
他在雨雪天气发动进攻
虽然赢了
但对手却指责他无理
于是两军等到天晴又打了一仗
在西方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说明军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像在西方那样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与儒家伦理的深远影响密切相关
儒学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从十二世纪开始的
当时的朱熹将原本更重人伦实践的儒学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
并去除了孔子关于人格神的隐喻
把儒家学说制度化为理学
为后世官学奠定基础
一千三百六十八年
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
此后历代朝廷都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正统
私下
在这之前
儒家常常与佛教
道教分庭抗礼
后两者热衷于请神祈福
炼丹求仙
容易讨得迷信皇帝的欢心
很多皇帝为了延年益寿
服下丹反而送了命
元朝皇帝信奉喇嘛教
这一教派如今在西藏与内蒙古仍有影响
清朝虽然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
却极力推崇儒学
视即为国家治理的基石
中国历代文人都以儒家思想为本
不信宗教
却推崇道德规范
普通民众虽同时信奉儒
世 道三家
但不同于西方那种独尊一神的信仰传统
犹太教为西方奠定了依神信仰的文化底色
中国人则历来主张各有其道
也正因此
在今天的中国
宗教信仰已经非常淡化
甚至可以说其境无信仰
只有一些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还在信鬼神拜菩萨
而纵观整个中国历史
就就算有宗教存在
其虔诚程度也远远比不上欧洲
最令人注目的一点是
中国人虽然对宗教持有天然的怀疑
但对伦理道德的信任却从未动摇
这与西方恰恰相反
在西方
道德几乎总是被宗教所包裹
二者难分彼此
而在中国
道德是一种自立于宗教之外独立运行的力量
第三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
而非依赖世袭贵族掌权
关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我们必须承认
这套体系义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使得儒学能够真正成为国家政治和文化的核心
并确立了以文取事
崇尚道德
排斥迷信的价值导向
中华民国前总统徐世昌在殴战后之中国一书中就曾对科举的历史演变与功能做出详细评述
他提到
自汉唐以来
虽然随着时代需求发生了一些制度上的调整
但教育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
唐朝时期
除了国子监设置的经学课程外
还专门开设律学
输学
算学等门类
这些课程并列设立
彼此不分高下
当时太学四门中这些实用科目也纳入国子监统一管理
负责教学的官员必须品德端正
学识深厚
由此培养出的学生既有道德修养
又具实务能力
数量众多
甚至连普通的士兵也能讲经论道
可见教育之普及
在那个时代
中国的教育影响力远拨海外
日本 新罗 土邦
高丽等国纷纷派遣子弟来华留学
境内外学子加起来总数达八千人之多
这段时期堪称中国古代教育的黄金时代
然而自宋元已降
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了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
学校成为授业之所
科举则成为选拔人才的渠道
但两者脱节之后
传统教育的根基也开始动摇
早期的乡居里选
魏晋时期的中正治选市
虽然也曾承担起举荐贤才的功能
但弊端显而易见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门第出身决定了政治地位
寒门子弟难以出头
世家大族独占官场
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是对这种贵族政治的纠正与补救
他意在镇拔孤寒
防御以权贵
让才学成为选官的依据
这一点从制度设计上讲无可厚非
不过到了明清时期
科举逐渐偏重文词文章
对实学和记忆关注甚少
导致整个学术发展趋于保守停滞
即便如此
科举仍维持着一个重要的社会秩序
他鼓鼓励家庭教育
注重伦理教化
父训子
兄劝弟成为家常之事
这种道德上的传承与延续
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有了一定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以上这段徐世昌的分析
既肯定的科举制度起初的进步意义
也指出了其后期偏狭保守带来的局件
可以说
正是这种复杂性
使科举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争议也最深远的制度之一
虽然考而优择仕的制度比起任人唯亲
买官卖官
甚至靠造反宦官职的旧法要进步许多
但中国的科举制度一旦固定下来
便显露出其僵化和危害
原因在于他过度强调背诵经典和城市化写作
使得整个选材机制沉腐而缺乏创新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
一千三百六十八到一千三百九十八科举制度最终定型
自那时起一直到一九零五年废除
这套制度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正因如此
清末改革者普遍将费科举世为变革的首要任务
李文斌对此批评极为严厉
他指出朱元璋确实干了不少值得肯定的事
但有一项却严重扼杀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活力
那就是三年一度的八股文考试
这种考试成为中国文学写作的唯一标准
史无前例的把所有文字创作纳入固定格式
所谓八股
指的是文章必须在点题之后进行四段破题
每段分成上下两股
每股字数句式都必须对仗工整
题目大多出自四书五经
作者不仅不能有个人见解
连稍有不同于朱熹及其门徒的说法都不被允许
这种考试不看实际才能
只凭是否擅长八股套路决定是否能做官
荒唐至极
但即使这样荒谬的制度
从洪武三年开始
竟延续至近代
李文彬直言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向八股取士那样对国家文化和学术发展造成如此持久深刻的破坏
他让中国早早陷入衰弱之路
其中一大原因正是这套制度撑持了宋明理学的统治地位
让说教士的空谈成为主流思想
以上这些话出自当代中国有识之士之口
是在对于中国近代困境做出清醒反思
的确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
八股文制度早该废除
不过若回到十四世纪那个时代
还很难有想象有更合适的替代机制
用人制度能否公正有效
在当时的条件下
八股科举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起码提供了某种公平
寒门子弟通过读书可以跻身仕途
不再完全受制于门第出身
社会整体上崇尚知识
尊重文化
中下民众相信勤奋读书能够改变命运
被选拔的官员虽然学识单一
但通常勤勉自首
不至昏庸
更重要的是
即使在蒙古或满族的统治下
这套制度仍然维系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架构
使文化没有断裂
然而时代发展到现代
中国若想脱离击毙迎接新的挑战
这种落后而僵化的体制终究必须废除
关键在于
在彻底革新的过程中
不应把有价值的文化传统一并舍弃
中国人民在奋力驱逐外来侵略
抵制伪装成文明的野蛮侵略事理应警惕不要误伤那些真正支撑起民族精神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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