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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和知识是中国哲学家们所重视的
但在他们眼中
更为重要的是高尚的人格和境界的追求
既然中国哲学关注内圣外亡之道
那么研究哲学就不只是为了获得学问
还为了培养品德
哲学所代表的不只是知识
还是一种生命体验
是人生的智践活动
它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而并不是智力游戏
这便是求知和文道的关系
孔子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
提出了智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由于义四项原则
人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坚持不懈的努力
就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前三项讲的都是道
只有最后一项谈到了知识
记忆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道不可以空谈
只有在以六艺为主的实践活动中
才能体现文道
而一旦文道牺牲的理想得以实现
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超越
人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这便是所谓的朝闻道
惜死可矣
第二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辩证法
推崇辩证逻辑
其核心是阴阳之道及对立统一学说
西方的矛盾观主要讲对立
中国的矛盾观主要讲统一
阴阳合德
前者突出斗争精神
后者突出和谐原则
中国辩证法归根结底是实现和谐的方法和艺术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哲学家也是农民
或者跟农民的心态和眼界有很大的联系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
这种农民的眼界不但对其内容有所制约
更重要的是还对其方法论有所制约
在日常生活中
农民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事物
譬如庄稼
农田
他们的心态呈现出的是原始的纯真状态
倾向于对事物进行直接的认知
非常注重直觉思维
这也导致了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真正的发展
认识论要发展
就需要明确区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
而且认识主要来自对自然界的思考与研究
而中国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是弱项
西方哲学擅长演绎和分析式的思维
而中国哲学擅长直觉式
类比式
归纳综合式的思维
前者重视还原论
后者重视整体论
中国哲学的很多概念是提示性的
而不是明晰的
因为这些概念的产生大多不依赖于理性和演绎逻辑
所以中国的哲学家只是将自己所看到的说出来
并且语言很简短
不过其中却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第三
中国哲学家立言简约
喜欢形象表述手法
大多具有诗人气质
中国哲学作品不重视逻辑结构
往往是语录紧急
非常耐人寻味
中国的文字是表意象形文字
一词多义
一字多义
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言简意赅
同时逻辑性差
奇异现象很常见
西方的文字是字母拼音文字
所以适合逻辑的产生
严谨性很强
容易构建体系和方便人们学习
而不像中国哲学这般模糊和似是而非
重视主观和体悟
事实上
很多中国哲学家并没有专门为哲学著书
而只是在书中阐述了一些哲学思想
这与西方的哲学著作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当西方人阅读中国哲学著作时
总是会发现作者的言论和著作非常简短
甚至相互不连贯
自古以来
中国人并没有将哲学划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也没有专业的哲学家
哲学这个词语是采用日本的译法
在近现代时才被引进中国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多得多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明哲众多
我们想要对这些人的言论和思想有一个透彻的理解
就不能只读他们的作品
还要研究他们与学生
朋友之间的言谈和书信
因为记录他们言论的人并不只有一个人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不连贯
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相较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
中国哲学家的著作表达都很简练
这不仅是因为语言文字的差异
还因为中国哲学家常常用格言
比喻
警句以及事例等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
比如庄子中有很多寓言故事
老子则以格言的形式写成
虽然某些西方哲学家也喜欢用格言
警句的方式来写作
但毕竟不是主流
数量比例也没有中国哲学家这么多
用格言
警句
比喻和事例来说理
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够明晰和透彻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也就只能依靠其中蕴含的暗示了
即靠暗示来补足
越是明晰的语言越缺少暗示
越是不明晰的语言越充满暗示
中国哲学家的语言这么不明晰
那么其中就几乎蕴含着无限的暗示
这就给了阅读者联想和解释的广阔空间
所以
对经典进行注释就成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喜欢的功课
对所有人来说
如果不能直接阅读某种哲学原著
那么由于语言障碍
就必然很难对原著有一个透彻的理解
由于中国的哲学著作往往以提示引人联想
这就使得翻译难度加大
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作中的种种暗示翻译成外文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这个时候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理解
往往就会采用一种明确的陈述语句来表达原著中的暗示
如此一来
暗示就没有了意义
原著也就失去了味道
不同的哲学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社会景观和不同的性格气质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的历史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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