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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
4。
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作诗的植物学家、
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
去了大约一星期，
回家来，
一张脸晒成了紫糖色。
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蜕白。
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
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生园简称动物园去看狮子、
老虎，
父亲总一人到植物园去。
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
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
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后的大张橡皮纸上，
下面注明什么科植物什么名字，
中文下面是拉丁文。
多年后，
我又看到过那些标本。
父亲做标本的时候，
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
仔仔细细的看着，
佩服父亲干活利索，
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
写的字那么好看。
看，
而且从不写错。
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
积成厚厚的一大叠，
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
使劲用脚踩匾，
用绳子紧紧捆住。
这几款标本带到无锡，
带到上海，
又带到苏州。
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
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
父亲又闲暇做职务标本，
想必是在停职期间。
我家租住城壁的房子，
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
我那年捡桃河的时候，
三姐对我说，
别捡了，
咱们要回南了。
我不懂什么叫回南，
姐姐跟我讲了，
然后。
父说母亲的行李献得很严，
桃核只能拣最完整的带几克。
我着急说，
那么我的泥克子呢？
姐姐说泥克子南边没用，
南边没有黄土。
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网篮，
便偷偷儿地撒了两把桃核进去。
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
从不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
香山等名胜，
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
如紫金殿桃花点、
蛇丹之类，
捐之的宫花等等，
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1917年5月国。
顾会议认为，
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
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英航的责任。
许世英宣告无罪，
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
我想父亲专研法律，
主张法制，
坚持司法独立，
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
至多不过是一个中部溜的干部，
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
不准保释。
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
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
他绝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
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权判决。
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
可是我料想，
从1917年到1919年秋，
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
1919年，
他辞职南归，
没等辞职照准1919年秋季，
我上初小三年级，
忽有一天清早，
我跟着父母一家人回南了，
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
我恨不能叫他给我捎句话给同学，
说我回南了，
心上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
送行的有一大堆人，
不是一堆，
是一大片人，
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
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
很有自豪感。
火车快开了，
父亲才上车，
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
从车窗里送进一包很甜的玫瑰香。
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
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
可是到了火车上，
母亲晕车呕吐，
弱得可怜，
父亲却镇定从容的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
我自以为第一次坐火车，
其实我从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
然后我家迁居苏州，
又迁居杭州，
回到北京。
这次又回南，
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验了。
几年前，
我家在上海的时候，
大姐、
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
他们寄宿学校，
只暑假回家。
1917年，
张勋复辟，
北京乱糟糟，
两个姐姐没能够到北京，
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
姊妹俩想家得厉害。
二姐回校不久，
得了妇伤寒，
住在医院里。
当时天津大水，
火车不通，
母亲得知二姐生病，
忙乘轮船赶到上海。
二姐目光已经失散，
看不清母亲的脸，
只拉着母亲的手哭。
她不久去世，
还不到15岁。
二姐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
我父母失去了她，
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
我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
1919年，
我家离北京南归，
我只有大姐和三姐了，
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
我家从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两天客栈，
搭新民轮船到上海，
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
护着一家人，
押着大堆行李上船下船。
我记得父母嘱咐上海码头乱得很，
老小要听话。
我们很有秩序的下了轮船，
又上拖船，
拖船是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
一只火轮船。
可以拖带一大串的小船，
我们家预先包好一只拖船，
行李堆在后舱，
一家人都坐在前舱，
晚上把左右两边座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
就合成了一只大床。
三姐着急说，
我的脚往哪儿捶呀？
父亲说他好讲究，
脚还得往下垂吗？
大家都笑我们孩子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
不挤到老家居住，
那宅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
过了桥才是后门，
我可以不出家门，
而站在桥上看来往的船只，
觉得新奇得很。
父母却对这宅房子不。
满意，
只是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
我还是小孩子，
不懂得人生疾苦，
我父亲正当壮年，
也没估计到自己会病得几乎不起，
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
很可能河水有问题。
我父亲不久就病倒了，
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留学生，
只信西医，
不信中医，
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
他每次来就抽一点血，
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
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
检查了两次，
查不出病因，
病人几星期发高烧，
神识都昏迷了。
我母亲自作主张，
请了一位有名。
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
西医又过了一星期才诊断是伤寒。
父亲已经发烧的，
只说昏话了，
她开始说的荤话还是笑话，
她看我母亲提了玻璃蜜糊出去，
就说，
瞧瞧，
他算做了女官了，
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
可是昏话渐渐变为鬼话，
说，
满床都是鬼。
家里佣人私下说不好了，
老爷当了城隍老爷了，
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
家里好像将出大事，
大家都不睡，
各屋都亮着灯，
许多亲友来来往往。
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
他摇头，
断然拒绝。
医生不肯处方，
就是病人全没指望了。
我父亲的老友华石普先生也是有名的中医，
当晚也来看望他，
答应我母亲的要求，
司马当活马医，
开了一个药方。
那是最危急的一夜，
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
我母亲始终把华师普先生看作救命恩人，
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
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
不过，
无论中医西医，
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
那年大除夕，
我父亲病骨支离，
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
他一手扶杖，
一手按着我的头，
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
饭桌边椅子里垫上一条后背，
父亲象征性的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
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
哎，
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
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
我叔叔在美国学统计，
学成回国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
在审计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
遗下妻女各医。
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婶和一个堂妹。
我们小家庭里，
父母子女就有8口人。
我常想，
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
我如有亲戚哀怜。
照应我读几年书，
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
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
无锡多的是工厂，
我父亲原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
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
当时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治疗呢，
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
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程光朴先生和杨廷栋先生的资助。
他们并不住在无锡，
可是常来看望父亲，
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
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
我虽是孩子，
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
也觉得对他们感激。
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时，
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
惭愧的很。
我虽然常常听到杨一之、
杨廷栋的名字，
却从未见过面，
更不知他的后人。
我实在很想见到他们，
表达我们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