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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高崇熙先生。
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
大家承认他业务很好，
可是说他脾气不太好，
落落难和。
高太太善交际，
所以我们夫妇尽管不善交际，
也和他们有些来往。
我们发现高先生脾气并不坏，
和他很合得来。
大约1950年，
清华附近建立了一所化工厂，
高先生当厂长，
他们夫妇迁进工厂，
住在简陋的办公室、
一般的宿舍里。
我们夫妇曾到他新家去拜访过2次。
1951年秋，
一个星期日，
正是晴朗的好秋天。
我们忽然高兴，
想出去走走。
我记起高太太送了我鲜花，
还没去谢谢他。
我们就不出南校门，
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
当时三反运动已在社会上发动起来，
但是还没有转为思想改造运动，
学校里的知识分子以为于己无赦，
还不大关心。
我们进了工厂，
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
高太太进城了，
家里只高先生一人。
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课堂里，
对我们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
并不欢迎。
他勉强请我们做，
拿了两只肮脏的玻璃杯，
为我们斟了两个半杯热水瓶底带水碱的圣水。
他笑得很勉强，
和我们仇打也只一声两声。
我觉得来得不是时候，
坐不住了，
就说我们是路过，
顺道看看他们还要到别处去。
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高先生并不挽留，
却殷勤送我们出来，
送出客堂，
送出那条走廊，
送出院子，
还只往外送。
我们请他留步，
他硬是要送，
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
我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的，
他站在那人旁边，
目送我们往远处去。
我们俩走入麦田。
我说。
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欢迎。
所以我不敢多做了。
是该走了。
我说。
他大概有事呢，
咱们打扰他了。
不，
他没事，
他就那么坐着。
不再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
也不看书，
也不做什么事。
哦。
也许因为运动，
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运动，
他说没什么事，
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这话不错，
他简直依依不舍似的，
不像厌恶我们。
我说。
也许他减慢了，
咱们又抱歉了。
他也没有减慢。
况且他送出院子不就行了吗？
我们俩自作聪明的琢磨来琢磨去，
总觉得纳闷。
他也不是冷淡，
也不是板着脸。
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
那么怪。
真怪。
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过了一天，
星期二上午传来消息。
化工厂的高先生。
昨天自杀了。
据说星期一上午空间休息的时候，
高太太和厂里的一些女职工在会客室里煮元宵吃呢。
回隔壁卧房，
看见高先生倒在床上，
脸已发黑。
他服了清酸。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他大约正在打主意，
或者已经打定主意，
所以把太太支使进城。
事后回想，
他从接待我们到送我们出工厂大门，
全都说明这一件事都是自然的。
只恨我们糊涂，
没有及时了解。
冤案错案，
如今正一一落实。
高先生自杀后，
高太太相继去世。
多少年过去了，
谁还记得他们呢？
高先生自杀前夕，
撞见他的大概只有我们夫妇俩。
1988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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