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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全球价值链
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
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
中美在科技
贸易
投资等领域的脱钩风险明显提高
市场成本
技术和政府等因素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演变的主要力量
金融危机前
这些力量推动全球价值链从亚太
欧非两极模式向北美
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格局转变
一方面
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经济体持续转移的特征
另一方面
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显著提高
但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
金融危机后
全球价值链发展出现倒退趋势
且越复杂的价值链活动下降幅度越大
在大国关系变化
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下
产业链
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也愈发突出
随着主要经济体提高宏观层面的供应安全保障力度
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效率将可能下降
其延伸的长度或将收缩
经济的国家安全属性越强的产业
回归区域化
本土化的可能越大
疫情后
全球价值链将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
寻找新的稳态
既难反超级全球化
也不会完全终结
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将呈现三方面特征
一是围绕终端市场需求形成新的区域集聚模式
二是不同产业的价值链依据供应链脆弱性程度和国家安全属性差异
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
三是价值链的要素密集度将呈现知识化
数字化和资本化的趋势
二零二零年初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先后在亚洲
欧洲和美洲等地蔓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二零二零年全球经济将陷入深度衰退
下降百分之三点五
为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严重下滑
且主要经济体的产出缺口依然为负
疫情还从两个方面引起全球价值链的加速重构
一方面
疫情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挤压全球产业链
造成终端需求下降和局部供应中断
并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向其他经济体传递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疫情促使产业链
供应链的安全属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以效率导向的全球化格局形成重大挑战
疫情后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正成为关系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的重要问题
中国在疫情后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面临较大的挑战
疫情之前
中国就面临要素成本上涨
贸易摩擦加剧和产业向外转移等方面的压力
一方面
随着国内工资水平持续上涨
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过程中可分离并外包的劳动密集型任务
已出现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的势头
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
美国认为中国威胁到他的全球主导地位
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
自特朗普二零一七年上台以来
美国政府蓄意减少在贸易
投资 科技
人文等领域与中国的接触
脱钩成为中美两国经贸合作与社会交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种趋势
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上采取甩锅中国策略
加快推动医疗等特定产业链的去中国化
不断扩充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限制中资企业赴美上市融资
进入美国市场等
遏制中国的科技崛起已成为美国两党共识
拜登政府也不会明显改善中国科技产业的外部环境
全球价值链分布的决定因素
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定义
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驱动下全球产业布局和国际分工的重要表现
这意味着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也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形成的重要力量
根据伊普和后来研究者的总结
市场 成本
技术和政府是塑造全球价值链格局的四股主要力量
市场因素包括共同的客户需求和偏好
全球性客户等
成本因素包括规模经济
国别间成本差异以及采购效率和物流支持等
技术因素包括生产模块化
产业链垂直细分
新兴技术竞争等
政府因素则主要包括贸易政策
各类技术标准和共同市场规则等
这四股力量的变迁和相互作用
不仅较好的解释了过去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与演变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疫情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与重构
一
市场因素从共性需求到差异化需求
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相同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使得企业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
相反
不同的需求和偏好则要求企业针对当地情况开发特定的产品和服务种类
增加了市场进入成本
需求差异越少或开发成本越低
则市场进入越容易
此外
需求差异也影响全球生产布局
大规模的共性需求促进了以母国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到外围市离岸生产模式的发展
而差异化需求则要求以东道国市场为中心的近岸生产模式
从行业上看
民用航空
计算机
汽车
软性饮料
处方药等多数制造业的共性需求程度高于商业银行
图书出版
电影娱乐等服务性行业
这也是过去多数制造业的全球化程度明显高于服务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成本因素
影响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成本因素有很多
其中较为重要的两类是国际贸易成本和生成要素成本
国际贸易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
国际贸易成本通常包括两类
一类是国际运输成本
另一类是跨境成本
三 技术因素
技术进步对全球价值链发展存在双刃剑效应
一方面
标准化
模块化和数字化使得复杂技术的可扩散程度大大提高
进而为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化提供了机遇
另一方面
新兴技术正在改变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
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技术壁垒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引发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
进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
金克尔等发现
在制造过程中使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
将生产活动外包到欧洲以外的概率明显降低
世界银行二零一六年世界发展报告曾预测
受自动化进程影响
发展中经济体未来或将有近七成的岗位消失
这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的成长空间和窗口正在收窄
此外
在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生物科技等构建的数字经济时代
大规模定制
动态供应链
智能生产和服务
精准推送等将成为现代工业的特点
这将明显增加发展中经济体赶超的技术壁垒
四 政府因素
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变化
呈现以反对全球化为核心主张的政治民族主义化和民粹主义化
并迅速演化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
这具体表现为
一是多边贸易谈判长期止步不前
在美国阻挠下
争端解决机制陷于瘫痪
WTO的机制和公信力持续减弱
欧洲经济一体化受到英国脱欧等的冲击
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也在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下快速回落
二是关税削减进程趋缓
贸易限制措施增多
疫情后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
从总量上看
疫情后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将减缓甚至收缩
具体表现为
各类价值链活动
特别是复杂价值链活动在全球增加值创造活动中的占比可能出现阶段性下降
这是因为
一方面
疫情后阻碍全球价值链深化的逆全球化力量仍然存在
甚至较疫情前有所强化
另一方面
疫情促使更多国家关注供应链安全问题
并成为一股新的反对全球价值链深化的力量
从结构上看
在市场
成本
技术和政府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
全球价值链将寻找新的稳态
并将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特征
第一
围绕终端市场需求形成新的区域集聚模式
全球需求的地理格局变化是重塑价值链的力量之一
并将吸引跨国公司围绕终端需求形成新的区域集聚模式
第二
依据供应链脆弱性程度和国家安全属性
不同产业的价值链构成将可能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
对于供应链脆弱性较高的产品
多元化
区域化
集群化
本土化及其组合都是主要经济体和跨国公司可能的策略选择
经济的国家安全属性越强的产品
如医疗用品及设备
半导体
关键电子技术和关键原材料等
其产业链受政府因素影响而回归本土的可能性越大
对于经济的国家安全属性较强
但生产链条较长
供应商数目众多
难凭一国之力完成的产业
比如汽车
计算机
机电设备和民用航空等
其价值链可能呈现多元化
区域化和集群化多重组合的特征
即对关键供应商进行多元化备份
将主要价值链布局在区域内部
甚至是在少数国家间构建产业集群等
对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价值链
如零售和批发
运输和存储
餐饮和酒店等
其贸易强度本来就较低
且与商品贸易
旅游和商务旅行存在联动关系
预计疫情后变化不大
而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价值链
如专业服务
金融中介
信息技术服务等
其价值链发展取决于各国高技能劳动力储备和东道国政策监管的相对强弱
第三
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密集度构成将呈现知识化
数字化和资本化的趋势
一方面
知识和无形资产对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长期化的低利率环境
将使得制造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
当前正在发生的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
三d打印等大多为技能偏向型
对中低技能劳动力存在明显替代
同时新兴技术正逐步改变工业生产方式
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的技术壁垒
第四
疫情后
发达经济体基于供应链安全考量
将会加快完善国内或区域的产业链布局
尽管中国的要素成本在上涨
贸易摩擦加剧和供应链安全引致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方面面临更大挑战
但随着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增强
中国国内市场崛起
以及在第五代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方面的领先优势
中国在疫情后的全球价值链重塑中也存在发展机遇
为应对疫情后全球价值链的不利变化
并抓住有利发展机遇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成为中国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
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国内循环上
一方面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加快制度性开放步伐
打通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各个环节
提高国内大循环效率
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和优势
巩固并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
要加大研发创新力度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依靠国内大循环和新型举国体制
集中力量实现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自立自强
改善我国产业基础能力薄弱的被动局面
在国际循环上
一方面要坚定不移的全面扩大开放
加强区域共同市场建设
通过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
形成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的备份系统
提升产业链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另一方面
要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
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特别是要积极构建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打造国际创新资源开放合作平台
加强关键技术领域的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