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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
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
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
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
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
成天坐着学习，
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傅们也腻味了。
有一位二十三四岁的小师傅嘀咕说，
我天天在炉前炼钢，
并不觉得劳累，
现在成天坐着，
屁股也疼，
脑袋也疼，
浑身不得劲儿。
显然，
恋人比炼钢费事，
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恋人靠体力劳动，
我们挖完了防空洞，
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
就把图书搬来搬去，
捆扎搬运，
从这楼搬到那楼，
从这处搬到那处，
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
又搬别单位的图书。
有一次，
我们到一个积沉三年的图书馆去，
搬出书籍、
书柜书架的要腾出屋子来。
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20几个喷嚏，
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
都满面尘土。
咳，
吐的尽是黑痰。
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
沉重的铁书架，
沉重的大书橱，
沉重的卡片柜。
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
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
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
这又使我惊叹，
最不经我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占便宜，
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
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莫存。
莫存得空就写家信，
三言两语，
断断续续，
白天黑夜都写。
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
如今重读，
该多么有趣。
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
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
先打扫了一个土鸡尘封的劳动营，
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得懊热。
忽然一场大雪，
满地泥泞，
天气骤寒。
17日，
大队人马到来，
80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
分睡在几个炕上。
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
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周，
为炕上的人施肥。
休息日，
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
有烧鸡，
还有煮熟的乌龟。
我问莫存味道如何，
他却没有尝过，
只悄悄作了几首打油诗，
寄我罗山无地可耕，
干笑无事可干。
过了一个多月，
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乡农物件搬到息县东岳。
地图上能找到西线，
却找不到东岳。
那儿地僻人穷，
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
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
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头。
莫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
洗完就不见了。
我只愁他跌落水塘，
能请人代洗，
就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
当然关心干校生活，
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
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
当地竭泽而渔，
食堂改善伙食，
有红烧鱼，
齐芳同志忙拉了自己的大叔口碑去买了一份，
可是吃来味道很怪，
愈吃愈怪，
他捞起最大的一块，
想尝个究竟。
一看，
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
肥皂落在漱口杯里，
没有拿掉。
大家听完大笑，
带着无限同情。
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
说钱钟书和丁玲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
我待他们辩护，
锅炉设在露天，
大风大雪中，
烧开一锅卤水却不是容易。
可是，
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
女同志也拉大车拖坯灶砖盖房，
充当壮劳力。
莫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疫之列，
只干些打杂的轻活。
他们下去8个月之后，
我们的连才下放，
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
上次送默存走，
有我和阿源，
还有德一，
这次送我走，
只剩下阿源一人。
德一已于一个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
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
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516的时候，
几个有516之嫌的卧左派共出得一，
是他们的组织者，
516的名单就在他手里。
那时候，
德一已经回干校，
阿源还在工厂劳动。
两人不能同日回家。
得意，
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
妈妈，
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
也不能顶撞宣传队，
可是我绝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
我也不会撒谎。
他到校就失去了自由。
阶级斗争如火如荼，
阿远等在场劳动的都返回了学校。
工宣队领导，
全系每天3个单元都得一逼他交出名单。
得意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
我也促他先归，
别等车开。
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
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
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
心上凄楚，
忙闭上眼睛，
闭上了眼睛，
越发能看到他在我们那破产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
忙又睁开眼。
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
我又合上眼，
让眼泪流进鼻子，
流入肚里。
火车慢慢开动。
我离开了北京。
干笑的莫存又黑又瘦，
简直换了个样。
奇怪的是，
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
有一次，
莫存去看病。
他看，
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
怒道。
胡说，
你什么钱钟书，
钱钟书我认识。
莫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钟书。
黄大夫说，
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
莫存经得起考验，
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
黄大夫还待信不信？
不过，
木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
就不再争辩。
事后，
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
他不禁大笑说。
怎么的，
全不像了。
我记不起莫存当时的面貌，
也记不起她穿的什么衣服，
只看见她右下颌一个红包，
虽然只有榛子大小，
形状却峥嵘险恶。
高处是亮红色，
低处是暗黄色，
显然已经灌脓。
我吃惊的说，
哎呀，
这是个H吧，
得用热敷。
可是谁给她做热敷呢？
我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
纱布上、
药棉上尽是泥手印。
莫村说，
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诊，
领导上让他休息几天，
并叫他改行，
不再烧锅炉。
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
晚上巡夜。
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
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
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
只让我跟着外人去探望一下，
吩咐我立即回队。
木存送我回队，
我们没说的几句话就分手了。
得意去世的事，
阿源和我暂时还瞒着他。
这时也未提及告诉。
过了一两天，
他来说那个包是狙穿了5个孔，
幸亏打了几针，
也渐渐的痊愈了。
我们虽然相去不过1小时的路程，
却各有所属，
得听指挥，
服从纪律，
不能随便走动。
经常只是书信来往，
到休息日才去探亲。
休息日不是星期日，
10天一次休息成为大礼拜，
如果有事，
大礼拜可以取消。
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源，
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