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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说
查嗣亭的罪并不是因为他去江西点试事出的事题有毛病
如果这样做
别人会说查嗣亭出于无心
因文字获罪
我之所以杀查嗣亭
是因为他有种种实际
种种实迹
原来是抄查嗣亭家时发现的两本日记
在那里面记下了查嗣亭对已去世的康熙皇帝的种种不满和对雍正出政的一些微词
查嗣亭对自己所写的日记隐秘之治
从来没有明示于他人
如果不是雍正抄了他的家
可能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一本日记
因此不能把他定性为反清的宣传煽洞罪
然这是今天的认识
这桩著名的文字狱很有典型性
它表明以雍正为代表的清朝皇帝的逻辑很简洁
凡是讥讽皇帝
诋毁清朝
不管你有没有宣传煽动的行为
都要示威
谋叛大逆的实际罪名定的十分可怕
清代文字语特别多
与对实际作如此强词夺理的解释
随意扩大其外延实在有很大关系
这样看来
至少在雍乾之际
统治集团上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实际或行迹的解释与雍正皇帝有所不同
那个摇头晃脑
迎风送月的倒霉的徐俊
如果在乾隆初年被人举发
承审官就很有可能依法审查一下他究竟有没有确凿的反清行迹
当然
更有可能的是
没人敢以身试法
举发他大逆不道
清代文字御史上也就见不到这个案子了
曹医世等人强调文字预案应以确凿行迹定罪的认识十分可贵
专制时代
文字与林林总总
不暇细分
其最本质的共同特征则是不以作者的行为方式作为主要罪证
而仅仅从作品的文字推求作者的思想倾向
将其置之以法
这里面固然有对字面意思加以歪曲荒唐解释的
甚至有本意在奉城忍主而糊里糊涂得罪的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字狱
不能说作为罪证的文字作品没有反对以制诋毁国君及朝政的意味
最后一种情况最难讲清楚
你说我是善意批评
当政者非说你是恶毒攻击
专制时代皇帝口含天线
你纵有一百张嘴也辨不清
很可能不让你说话就把你杀了
曹医士等人竟朦朦胧胧的感觉到此中的真谛
实在难能可贵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他们的认识并不彻底
索尼的相应法条也存在自相抵触之处
给日后乾隆及其子孙
还有那些专门揣摩皇帝封旨的凌厉官员们开了践踏法治的后门
反对以文字罪人旗帜最鲜明的曹一士经认为康熙
雍正两朝诸籍大队的代名是南山集案和查嗣亭日记案
这样在明显不过的文字狱
倒是神圣而不可非议的
他特别声明
他的反对以文字罪人并不包括圣祖和失踪发动的这两个特殊的大禹
乾隆元年新定律例
尽管反对以文字定罪
但由于留下什么有举手诗文疏闸悖逆者除贤有逆迹仍照例你罪外之类可供专制帝王区法玩法的含糊之词
这样一来
又把什么是实际的最后解释权拱手交给了专制皇帝
所以说到底
当时包括曹一士这样勇敢的有识之士在内
谁也不敢也不能期望通过法治手段约束最高统治者制造文字狱的手脚
如果乾隆和他的子孙认为政治上却有制造文字狱的强烈需要的话
他仍然可以放手大干起来
当然
乾隆元年辛地极为伊始
他真诚的不想这么做
在乾隆出政的十几年间
能够称得上文字狱的
大概就只有谢记氏私主经书案一件
谢记氏在雍正朝因为私塾大学心怀愿望
险些丢了脑袋
朝代更迭
巫患兴移
他的积习却难以改变
仍旧在那里铸精
仍旧不用成诸的注释
乾隆对此早有不满
到乾隆六年
终于感到不宜再宽容下去了
于是亲自揭发了这件事
下令查办
但他与雍正不同
没有说谢记士有政治问题
只说他欲
至于说他的居官操守
乾隆说
朕可保其无他也
从乾隆对谢记士的批评来看
保全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
在最后结案时
乾隆特向天下臣民郑重表示
朕从不依语言文字罪人
谢记氏本人仍做他的员官湖南良道
不过被指为自逞一线畅尉一说
四底成铸的谢住经书则不便存留于世
所以连同书版一把火全都烧了
这十几年间
思想界之所以比较开放
文字狱之所以激进
绝技看来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乾隆本人对雍正朝郡吉严盟的统治方针带来的弊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和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
他为政以宽缓为主调
相应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放松了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
再就是出征伊始
兢兢业业
唯恐失误
既真诚求见
又虚心纳谏
是他六十余年政治生涯中作风最开明的时期
还有一点
乾隆即位以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政治形势比较平稳
全国的气氛比较宽松
当时吴中歌谣有乾隆宝曾寿考乾隆乾万万年之余
与雍正后期雍正乾穷半年的民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一时期
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
乾隆没有碰到什么大的棘手问题
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叫他心烦的不过是张廷玉与厄尔泰的门户之争暗中较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