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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再评价
要说韩非与荀子的联系
还得先说荀子与孟子的异同
荀子与孟子的相同有三条
一
他们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础
二
他们都认为人的社会性是善
三
他们都承认人有为善和作恶的两种可能
不同的是
孟子更看重善的倾向
强调人性向善
荀子更注意恶的可能
强调人性有恶
孟子把这善的一面看作水
主张引导
荀子把那恶的可能看作火
主张防范
结果是什么呢
是荀子和孟子看起来水火不容
实际上殊途同归
那么
荀子和孟子就仅仅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吗
没有那么简单
表面上看
荀子和孟子好像是孔子之后做了一个分工
孔子是仁义礼乐都讲
孟子和荀子则一个侧重讲仁义
一个侧重讲礼乐
仁义就是引导向善的东西
礼乐就是防范作恶的东西
孟子讲仁义
荀子讲礼乐
很符合他们各自的人性论
但是
仁义和礼乐性质并不相同
引导和防范方式也不相同
引导是柔性的
靠自觉
防范是刚性的
靠强制
所以
孔子的说法是
我欲人
斯仁至矣
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的说法也差不多是
求其放心而已矣
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向善并不难
只要把丢失的良心找回来就行
荀子却不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
在他那里
人性中恶的一面是先天的
与生俱来的
这就不能靠引导
只能靠改造
靠镇压
改造什么性
镇压什么恶
改造了性
镇压了恶
人就变善了
这个工作
这个过程
就叫化性而奇伟
化 就是改造
化性就是改造天性
起 就是星起
起尾就是兴起善心
这个工作一般人做不了
只有圣人才能做
圣人知道人的天性是恶的
这才设立君权来进行统治
明确了礼义来进行教化
制定了法度来进行治理
加重了刑罚来禁止犯罪
以求普天之下都出于治和于善
试想
如果不要君权
礼义 法度 刑法
能行吗
不难看出
儒家学说发展到这一步
距离法家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遥
专制集权的法家理论已是呼之欲出
那么
法家与儒家的分水岭在哪里
在韩非
韩非比荀子多走了一步
孔子不谈人性
孟子只谈性善
荀子兼谈性恶
但有所保留
即恶的只是人的自然属性
社会属性还是善的
韩非却把这一点保留也去掉了
在他那里
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是恶
所以
荀子只是人性有恶论
韩非才是人性本恶论
至于韩非如何讲人性本恶
前面说过很多
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要说的是
人性有恶与人性本恶又有什么不同呢
天壤之变
所谓人性有恶
就意味着同时还有善
这就还有希望
即可以通过礼乐教化来化性其伪
所以
荀子还站在儒家门内
仍然主张以德治国
只不过同时主张兼用法术而已
在荀子那里
君权 礼义 法度
刑法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韩非的人性本恶就不同了
那可是一点指望都没有
只能靠强权来镇压
因此
他老师的四大法宝
韩非只要三个
君权 法度 刑法
礼义就不要
为什么不要
人性太恶
人心太坏
礼义廉耻之类根本就没有用
有用的是什么
横行霸道
两面三刀
也就是前面说过的赏罚二柄在家试数法
只不过
他们在法家那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法治
这就是儒法两家的分水岭
如果说一个间字区别开儒家和墨家
一个无字区别开儒家和道家
那么一个法字
就区别开儒家和法家
即儒家讲德治
法家讲法治
但我们必须记住
法家的法
与我们今天的法律并不是一回事儿
法家讲的法治
与我们今天讲的法治
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前面说过
法家其实应该叫权家
法家所谓法治
也其实应该叫做权治
即利用权势
权术
权能来治国
只不过要求统治者在使用权力的时候
讲点制度
讲点规矩而已
能做到这一点
在法家看来
就是以法治国了
那么
儒家为什么主张德治
法家为什么主张他们的所谓法治
说来也与传统有关
正如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所说
西周社会其实是依靠两种机制来运转的
这两种机制一个是礼
一个是行
他们的适用范围并不一样
礼的适用范围是上层社会
对象是贵族君子
行的适用范围是下层社会
对象是庶民小人
适用于前者的
原则上不能用于后者
适用于后者的
也原则上不能用于前者
这个原则就是众所周知的礼不下庶人
行不上大夫
当然
对这句话的理解
学术界也有争议
有人甚至不予承认
因为事实上
小人也有礼
大夫也受刑
其实
所谓礼不下庶人
行不上大夫
是说治理国家
管理社会
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理治
一种叫行治
理治主要用于贵族君子
行治主要用于庶民小人
也就是说
上层社会主要靠礼来维持
下层社会主要靠行来统治
这种分野应该说基本属实
在西周时期也切实可行
因为西周社会的上层因子
诸侯
大夫甚至士
都有血缘或亲戚关系
相互之间不是父子兄弟就是姑舅亲家
自然可以温文尔雅
彬彬有礼
礼尚往来
至于下层社会
地位卑下
且不乏战俘
农奴和奴隶
当然要用刑罚来威胁和惩治了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
情况就起了变化
为什么呢
利坏乐崩了
社会动荡
沧海桑田
大家都重新洗牌
贵族可能变成庶民
君子可能变成小人
反过来也一样
这时再讲礼不下庶人
行不上大夫
就未免可笑
这就需要对理治和行治这两个传统重新进行思考
思考的结果是
儒家把理治改造为德治
法家把行治改造为他们所谓的法治
德治与理治
法治与刑治
有什么不同
礼治和刑治适用于不同的人
德治和法治适用于所有人
说的再明白一点
就是儒家的德治也适用于庶民和小人
法家的法治也适用于贵族和大夫
不过这样一来可就又有了问题
德治也好
法治也好
既然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那就双管齐下
并行不悖好了
何必争个你死我活
吵个不亦乐乎呢
这就要弄清楚儒法两家各自的思路和道理
先说儒家
儒家为什么主张德治
孔子的说法是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道就是引导
齐就是规范
革
钱穆先生说是达到标准
李陵先生说是遵守规定
杨伯峻先生说是人心归服
李泽厚先生说是认同皈一我认为是自觉遵守道德律令
因此
孔子的这段话就可以这样翻译
用政令来引导
刑法来规范
人民不敢犯罪
但没有羞耻心
相反
用道德来引导
礼仪来规范
人民不但知羞耻
还能自律
这样一说
就很清楚
刑治和法治的结果是人们不敢作恶
理治和德治的结果则是不想作恶
一个治标不治本
一个标本兼治
哪个更好
傻子都能明白
韩非不是傻子
为什么不求最好
但求其次
很简单
孔子的方案好是好
可惜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这就要弄清楚作恶的原因
我们要问
人们为什么会作恶呢
是他们由此嗜好喜欢作恶吗
不是
那是什么
利害使然
韩非说
安利者救之
危害者去之
此人之情也
也就是说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利之所致
趋之若鹜
害之所加
则避之唯恐不及
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利害关系不大
或许还能讲点道德
守点规矩
一旦诱惑无法抵御
或者危害难以承受
恐怕就顾不上什么道德不道德
甚至法令不法令了
这也是由史可见的
在说林上
韩非讲了一个伍子胥的故事
这故事说
伍子胥逃出楚国
被守关的官吏捕获
伍子胥说
大王之所以通缉我
是因为我有一颗宝贵的珍珠
不过这颗珍珠现在已经丢了
你要是把我送到大王那里去
大王问起来
我就说珍珠被你私吞
你看着办吧
结果怎么样
那守关之力把伍子胥放了
这是危害起作用的例子
在内楚说下
韩非还讲了一个楚成王的故事
这故事说
楚成王先是立商臣为太子
后来又打算改立他人
商臣就去找自己的老师潘崇
问应该怎么办
潘崇问
你能接受事实吗
商臣说 不能
潘崇又问
你能出国避难吗
商臣又说
不能
潘崇再问
你能发动政变吗
商臣说 能
结果
商臣带兵逼宫
把他老爸送上了黄泉路
这是利益起作用的例子
那么道德和礼仪就一点用都没有吗
也还是有的
据左传
文公元年
商臣带兵来逼宫时
成王提出向吃了熊掌以后再死
商臣不同意
说是太费时间
成王没有办法
只好自己去吊死
但上吊以后却不肯闭眼睛
要求儿子给他一个体面的嗜好
这个商臣同意了
成王才把眼睛闭上
吃熊掌不行
要面子可以
看来理这个东西
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管用
只要不牵涉到利害系
还是可以商量通融的
但如果利害巨大
就不好说了
韩非说
富家子而不仁孝
就因为人之极利甚也
齐桓公为什么杀了哥哥公自纠国君之位
其力大吗
如果诱惑大到可以控制万圣之主
掌握一国之力
则满朝文武
还有谁不是鲁国那个犯上作乱的洋货
所以
什么理治
什么德治
都是靠不住的
靠得住的只有刑治和法治
问题是
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吗
楚国的那个守官之力
不就放跑了伍子胥吗
韩非认为
这不是法治没有用
而是刑罚不够严
因此主张撬其法而严其刑
也就是严刑峻法
当然
惩罚只是所谓法治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奖赏
但无论赏还是罚
文章都要做足
工作都要到位
这就叫赏莫如厚而信
使民励之
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厚 就是丰厚
信就是诚信
信 就是严酷
信就是坚决
也就是说
赏就要高官厚禄
说话算数
让臣民有利可图
罚就要心狠手辣
从重从快
让臣民魂飞魄散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法莫如一而故
使民知之
一就是统一
固就是固定
知就是知道
也就是说
执法要统一
立法要持久
法令要公开
不能正出多门
朝令夕改
暗箱操作
赏莫如厚而信
罚莫如重而毕
法莫如一而顾
这就是韩非的法治三原则
有了这三原则
韩非认为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君主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君主的手上掌握着赏罚二兵
这两种手段是根据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设计出来的
屡试不爽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由此二禀
臣民怎么会不服管教
不守规矩
不听招呼
何况君主的赏与罚又是依法办事
始终如一的
久而久之
服管教
守规矩
听招呼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习惯成自然
天下岂不太平
或许有人会问
重赏和高压就那么可靠吗
韩非说 可靠
当然
不吃这一套的人也有
比如大隐士许攸就收买不了
大侠客道职也恐吓不了
但这是少数人
个别人治理国家
设计制度
却应该考虑多数人
一般人
政治是针对普通人的
规则也是针对普通人的
如果因为有许由这样的人就不设赏
有道直这样的人就不设刑
则治国用民之道失矣
相反
如果针对普通人来设计政治制度
就万无一失
怎么个万无一失呢
第一
不用担心臣民不服从
第二
不用担心官员干坏事
第三
不用担心君主没能力
为什么不用担心
就因为在这种制度下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普通人
统治者是普通人
就不用担心君主没能力
被统治者是普通人
就不用担心臣民不服从
唯一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官员
但韩非却告诉大家
毋庸过虑
因为他根本就没指望官员是好人
更没指望他们是圣人
韩非说
高明的君主治理国家
绝不寄希望于人人自觉行善
而只着眼于他们不干坏事
能够自觉行善的
一国之内不足十人
只要不干坏事
则普天之下都能太平
这就叫世人之为无善也敬内部实术
用人不得为非
一国可使其
问题是
怎样才能保证不作恶
也只有一个办法
用严刑峻法来恐吓
防范
让人们不敢作恶
不能作恶
想做也做不了
这就是所谓儒法之争
孔子主张德治
韩非主张法治
孔子认为
只有以德治国
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成为好人
韩非认为
只有以法治国
才能保证每个人不做坏事
那么
儒法两家谁优谁劣
谁是谁非
我的看法是
各有优劣
各有是非
从理想层面讲
孔子有道理
从操作层面讲
韩非更可行
我们知道
政治学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问
政治制度的设计更不能只考虑好不好
还要考虑行不行
相比较而言
孔子和韩非的主张
哪个更可行呢
韩非的主张
为什么
因为孔子的制度是按照圣贤的标准来设计的
韩非的制度则是按照常人的标准来设计的
请问
这个世界上是圣贤多呢
还是常人多
当然是常人多
既然是常人多
那么是圣贤的制度可行
还是常人的制度可行呢
不言而喻吧
相反
按照孔子的主张
用圣贤的标准来设计制度
则会出问题
什么问题
做不到
做不到又怎么样呢
也只有一个选择
做假
事实上
历代王朝以德治国的结果并没能保证他们的长治久安
只不过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伪君子
这些伪君子是从哪里来的
圣贤标准逼出来的
标准要求皇帝和官员都是圣贤又做不到
除了作假
还能有什么出路
所以
最可靠的办法是不求最好
只求最不坏
至少在设计制度的时候
只能如此
实际上
迄今为止
世界上都没有完美的制度
只有最不坏的制度
而那些最不坏的制度又往往比自以为最好的制度好
为什么
实在
这个说法很可能会遭到批评
批评者会说
实在就一定好吗
没错
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常人多
但建设一个社会却不能以常人为标准
为什么不能
因为取法乎上
仅得乎中
你以常人为标准
岂非美下欲况
这个批评有道理
事实上
如果完全按照韩非那一套去做
同样会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表面上遵纪守法
实际上心怀鬼胎
执法严峻之时
规矩老实
法治不到之处
偷鸡摸狗
说白了
还是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韩非的方案可行
就否定孔子的理想
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
国家 社会
民族也一样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一个民族
总得要有理想
又志气
又追求
才能保持蓬勃向上的精神
也才可能争取到最不坏的结果
相反
如果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得好
只求过得去
最后的结果恐怕是过不去由此可见
孔子的德治与韩非的法治
各有各的道理
也各有各的利弊
那么把他们结合起来如何
不妨告诉大家
汉代以后
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
大体上就是这么做的
即奸取儒法
杂用王霸
可惜
这也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德治也好
法治也好
在历代统治者那里
都不是治道
而是治术及维护统治的手段
既然是手段
那就只求管用
什么管用呢
德治当中
礼教管用
有了纲常伦理
人民就不会造反
法治当中
刑法管用
有了严刑峻法
人民就不敢造反
所以
历代王朝的德治
并不是当真以德治国
而是伦理治国
即礼治
历代王朝的法治
也并不是当真以法治国
而是刑律治国
即刑制
说了半天
还是回到了从前
至于他们的奸
儒法 杂王霸
则仍然是大棒加胡萝卜
连哄带吓
软硬兼施
只不过不像韩非主张的那样硬邦邦
冷冰冰
赤裸裸
而是有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其实
就算将儒法两家的学说看作至道
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
因为孔子的德治
韩非的法治
本身都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孔子的德
是礼教之德
即王道
韩非的法
是帝王之法
即王法
王法不保护人民
王道只尊崇君主
他们都只属于统治阶级
不属于人民群众
用这样的德和法来治国
行吗
不行
或许有人会问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怎样才行
抽象 继承 合理
洋气
怎样做到这八个字
只能后面再说
为什么只能后面再说
因为众所周知
人类的问题无非三个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前面这四章介绍儒墨道法四家的基本观点
这叫是什么
接下来就该讨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前因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
知道了是什么
又知道了为什么
相信大家也就知道怎么办了
那么春秋战国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诸子百家的竞相争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