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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
就可以发现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说
科学可以解决问题
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
首先要知识完备
然后才能暗方抓药治人的病
照这种观点
我们现在所知之学
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
对他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
另一种说道
本人所知之学
对于现在的人类所遇到的问题
马上就有答案
就如卖大力丸的
这种丸药百病通治
吃下去有病治病
无病强身
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
喜欢做庙语以动天听
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
除了大力顽士的学问
旁的都不是学问
在这种压力下
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
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来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
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
这是变狡猾的例子
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
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
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
但是再滑也滑不过宁人
从学问的角度来看
冯先生已经做了最大的牺牲
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
宁人不做学问
你要什么我编什么
比这学人利索了很多
不说是天壤之别
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二三十年前
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统淹没
要和林彪比华头
大家都比不过
人文学科的危机
实质上在那时就已经发生了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
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
比如说莱布尼兹
我仔细回味了一下
也发现了一些事例
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
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
万一他真的存在
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啊
按照这种标准
我国的圣贤滑佗的势力更多
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
仔细搜集
可写本中国狡猾史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摩君王气质
我国的文化传统有闻死谏之说
这就是说
中国常常就是花喇子模
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
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
很显然
只要不是悲观厌世
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
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
变着法说君王有礼
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
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
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
扯到这里
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
花喇子摩的姓氏早晚要变得滑透起来
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
以我和林和为例
现在就不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
不但是学者
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
因为他们产出信息
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
以此和宁人有所区别
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
有人说是学术
有人说是艺术
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
总之
面对公众和领导时
大家都是兴许
而且都要耍点话头
讲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
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
假如混的不好
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
有关信使
我们就讲这么多
至于君主
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
听到不顺眼的消息
就拿信使喂老虎
另一种是温柔型
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
使之自觉自愿的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
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
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
这后一种君主
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
凭良心说
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
不过我也承认
便说思想工作
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
还有一点要补充
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寺
不闻其臭
这就是说
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喇子木
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
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
艺术的那些东西
到底是真是假
不过我知道
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
那么就可以断言
它是个真正的幸使
这就是第三个结论
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英初先生
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
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
那就是说
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
在人变得滑头时
他会离人世远去
等到过了那一阵子
人们又可以把他召唤回来
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
但我很想打听一下
召唤什么
如果是召唤古希腊
我就赞成
如果是召唤花拉子魔
我就反对
我相信马英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
假如他是个希腊的公民
就会在城邦里走动
到处告诉大家
现在人口太多
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
要是滑头粉子就喜欢花拉子模
在那里
他营造出了好消息
更容易找到买主
说我说的难听
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
没几个能和玛瑙相比
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
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在于一九九五年第三期读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