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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复制第18集。
宋太宗又将主管军事的枢密院与主管政务的政事堂，
也就是中书门下二者并列，
合称二府。
枢密院的政府长官与中枢门下的政府长官同为政府执政，
参与国家最高决策，
一方面抬升枢密院的地位，
另一方面呢，
也是让枢密院融入行政体系，
便于皇帝和宰相对枢密院的掌控。
根据这样一套军事制度的设计，
宋军要组织一次战役，
首先要由二府宰相共同商役，
确定基本战略，
在责成枢密院调兵遣将，
从驻扎各地的禁军中抽调作战部队，
派遣指定的将领率兵作战进程中，
枢密院也会随时下发指令，
统一协调指挥前线各部和后勤保障。
这一套思路其实就是宋。
太宗的阵图前制，
他的具体做法是，
图阵行归庙圣禁受纪律，
摇制变异，
主帅遵行，
贵臣都市。
意思是啊，
打仗的时候，
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庙堂里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
前线将领不许更改，
遵照执行，
再派亲信的文官或宦官在旁监督。
这样的设计当然有利于统一指挥和战略的贯彻。
黄如一先生就认为，
宋太宗是军事史上很重要的一位理论家，
他促成了阵图制度、
参谋本部制度、
军事学院体系和集团军编制等许多重要理论的形成。
但临阵绝机，
行事千变万化，
也必然因信息滞后而造成指挥失误。
我们在前一章节中已经讲到过这个问题。
事实上，
当时朝中的谏官也看到了这一点。
左十一田希就上书进言，
抵御敌人进攻，
应该选择将帅为先，
选出将帅后，
就请委负他军权，
让他全面负责，
不必交给他阵图，
也不必授予方案，
让将帅因地制宜，
随机应变，
才是取胜之道。
太宗虽然对田西的尚书己见赵家将职，
但却没有听从田锡的意见，
他更看重的是对军队的管控。
为了达到管控的目的，
宋太宗还改革了军队的猜想体系，
唐朝的节度使监管辖地州郡的财政，
就地去下。
宋太宗将赵朴贬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后少府见高宝银正担任怀州知州、
怀州署。
何阳管辖，
而高保银与赵普素来不睦，
不愿再受制于赵普，
于是就向太宗上书，
请求罢废结镇领知军的制度，
而太宗也正有这个意思。
补上太宗没有推行完全的这一削藩措施，
赵普是文官，
军队中没有多少根基，
从他那儿开始等号。
于是太宗就诏令怀州不受河阳节制，
直属京师。
此后又在全国推广诏令将后周旧地兵宁、
京原、
唐邓、
宋伯等39个州全部直属京师。
至此，
全国州郡的行政、
财政权力全部收归中央，
节度使的权力仅限于本镇军事，
地方行政则由朝廷派出知州、
知府管理各。
各地驻军和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由枢密院从国家财政中统一划拨，
军队再无权自行从驻地征收赋税。
这么一来呀，
将领没有了财政支配权，
当然油水大减，
一些将领就开始动起了走私、
劫掠甚至倒卖兵器等歪脑筋。
王权兵攻灭后蜀后，
就纵兵抢夺，
军纪很差，
还引起了祥族的叛乱。
而那些镇守边关的将领，
在榷场之外搞些走私贸易更是家常便饭。
平南唐平灭北汉的新锋官曹汉，
就是那位写诗曾因国难披金甲，
不为家贫卖宝刀的曹大将军。
后来就因那争脸之库，
又兼倒卖兵器开黑市赚钱，
被人告发，
按律当斩。
宋太宗念其有功于朝，
饶其死罪，
将他削取官爵，
发配汝州，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州。
曹汉在汝州一呆好几年，
这穷山恶水算是吃足了苦头儿。
有一次，
太宗秘狱内侍到汝州去看看曹汉过得怎么样，
曹汉一瞧啊，
这翻身的机会来了，
就大演苦肉计说。
自己穷啊，
穷得叮当响，
想卖宝刀都没有了，
只有一件旧衣服随他征战多年，
想要抵档给内侍啊，
换钱时迁内侍听他诉苦，
也听得乐了，
说你要借钱，
我就借给你，
还拿一件旧衣服来抵档干什么？
曹汉不肯，
坚持要抵押，
还把衣服包裹好。
严峰起来，
内侍回京复命。
太宗也纳闷儿，
这个卖宝刀的曹汉怎么卖起旧衣服来了，
里面一定有蹊跷。
宋太宗就让内侍打开包裹来看。
这一回啊，
曹大将军没有写诗，
而是画了一幅画，
就画在旧衣服上，
题名叫下江南图，
描绘的就是曹汉平面南唐时英勇作战的场景。
太宗一看，
恻然念其功劳，
下旨召曹汉回京。
宋太宗还严禁将领蓄养私兵。
以前的军队中，
将领一般都有一支贴身的亲兵护卫队伍，
但将领既已没有了财富来源，
自然也养不起亲兵队伍。
田希在上书时也曾对此进言劝谏。
他还举了杨叶的例子，
说杨叶在朔州被擒，
就是因为杨叶陷阵后没有自己的心腹亲兵掩护御敌。
但太宗终于没有听从天锡的意见，
他的最终目的是取消将帅对部署、
节制、
处分的权利。
这当然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弊端，
使得宋军上下兵不认将，
将不是兵，
统帅不知将校之能否，
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
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
军制改革，
大帅如此。
而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体系也做了强干弱支的调整和完善。
中央政府的行政首脑在太祖初年是赵普独相。
后来太祖魏分权又设置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
到了太宗朝，
则将宰相一职分解为一个相当于委员会的集体议事机构。
理论上讲，
以同中书门下平章氏的名义为真宰相。
另以参知政事的名义为副宰相。
太宗又设了三个管殿的大学士职务，
由三位宰相分别担任，
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
简称周文相，
次相兼兼修国史，
简称使馆相。
末相兼集贤殿大学士，
简称集贤相，
有时啊，
也会减少到两位宰相，
即由昭文馆大学士兼修国使者为首相，
兼集贤殿大学士者为次相。
而参之正式一般也设一至三元总体架构，
称为两项三餐或三项两餐。
枢密院政府长官也参与最高决策。
二府议事同样可以看作是宰相，
称枢相。
另外还有主管财政的盐铁度支，
与户部合称三司，
专设议史称三司使，
也叫记相，
共商国事。
枢密使与三司使地位与副相相当，
各位宰相之间没有领导从属关系，
彼此平等，
大家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
接受皇帝具体制派的人物。
而在设法让权力部门、
权力人物趋于平等的同时，
太宗还完善了制衡体系。
那就是强化御史台和谏官的功能，
设计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台谏制度。
唐朝设御史台、
监察御史，
负责纠察、
弹劾官吏，
行使监察职务，
另设谏议大夫，
主管封文奏事，
行使舆论监督。
宋朝将台谏合一，
太宗更进一步规定台谏人员由皇帝直接任命，
宰辅不得推荐台谏人员，
不得干涉台谏官员行使监督权力，
不得与台谏官员私下交往。
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
保证了满朝文武敢说真话，
形成了政治清明的长效机制。
宋朝的地方分为府、
州、
军、
监四种不同的名称，
一般的地方都称州。
重大的地方升格为府，
军事要地称军，
矿产所在地称监。
十几个相邻的州合并成路，
相当于今天的省。
太宗时，
全国共分为15路，
但路内不设最高长官，
而是由经略安抚使、
转运使、
提刑按察使、
提举常平使，
分管军事、
财政、
司法和仓储赈济主事。
宋朝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为属也比较特别，
地方上不设镇官，
其镇官皆由中央官吏调派出去，
性质上属于一种差遣，
类似于今天的干部挂职，
称为知某某府事或知某某州军监事，
简称知府、
知州等。
如果是以中央高官出任地方长官，
则称判。
某府判某某州以是以高官兼低职，
职位地方官，
权由中央外方，
这当然也是一种集权的手段。
太祖攻取湖南后，
开始在州里设置通判一职，
到了太宗朝，
全国各州都配备了通判。
通判名义上是州府长官的副二，
但事实上并非下属。
通判同样都有京官出任知州，
知府的公文命令必须经通判的副属才能生效，
并且通判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
无形中等于是州官的监察了。
通判们常常说，
我是监郡，
是朝廷派来监督你的，
弄得知州的工作常常受到他们的牵制。
有一个叫乾坤的少卿，
是吴越王钱处的侄子，
世代都是杭州人。
杭州人喜欢吃蟹，
乾坤曾经要求外放到地方上去当州官儿，
问他想去哪个州去啊？
乾坤回答说，
只要能有螃蟹吃，
而又没有通判的地方就行了。
这在当时啊，
传闻笑话。
通过宋太宗的这一番制度设计，
中央集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国家体系也规范成熟，
但为了让权力分散，
互相牵制，
也必然出现了叠床架屋、
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等问题，
致使宋朝的冗官、
冗兵、
冗费等三种现象突出，
到了他的孙子宋仁宗时，
就成了不得不面对与破解的问题。
法国的汉学家谢和奈在他的中国。
我社会始终称11~13世纪。
政治生活、
社会生活、
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
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
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
如人口增加、
生产普遍发展、
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等，
而且是性质改变。
政治风尚、
社会阶级关系、
军队、
城乡关系、
经济形势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
一个新世纪诞生了，
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确实，
历史演进到宋之际，
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型。
从宋朝开始，
中国进入了没有世家氏族的平民化社会，
这种平民化社会已经有了现代社会的雏形。
兵。
而平民社会的打造，
则首先得益于宋太宗对科举制度的改造，
开创了一个崇文的时代。
赵光义即位后，
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升级，
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弓建举人的惯例，
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
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
在宋代，
只要不是残疾人皆可应试，
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复试。
对于出不起路费盘缠的穷人家子弟，
政府还给他们应试补贴，
自出启城以至还乡费街，
公家送出参加省市的还不过2000人。
到了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的第一次贡举，
参试人数就增至5300人。
按照宋会要集稿选举上的说法，
参加发解试按5:1的比例取得乡试资格，
则当时全国仅参加发解释的读书人就有1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