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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呢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
宋王朝出现了严重的内在危机
国家亟待改革
这时王安石应运而出
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
此时的司马光在欧阳修的推荐下
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
在改革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
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
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
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
几乎颠覆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
在司马光看来
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站在当时的角度
司马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变法应当减轻农民负担
但是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政策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
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趁机搜刮地皮
私下做尽坏事
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
百姓怨声载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二人的争执就从此处开始
王安石认为变法可增加财政收入
减少农民的负担
因为善理财者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但司马光却认为
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
不在民便在官
所谓的善理财
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
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没有减少民之负担
反而更增加了民众的困苦
司马光这样说也是有根有据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及其运行机制
在经济方面
实行了方田均税法
均输法
青苗法
农田水利法
募役法
市易法
军事上实行了保甲法
裁兵法
将兵法
保马法
军器监法
科举选材方面
实行了太学三舍法
贡举法
撇开其他政策不谈
单就一个市易法
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之处
熙宁五年
也就是公元一零七二年三月
国家颁行了市易法
由政府出资一百万贯
在开封设置了市易务
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
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
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
以财产做抵押
五人以上互保
每年纳息二分
以达到通有无
权贵贱以平物价的目的
乍一看
市易法很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
可是却与宏观调控大不相同
宏观调控管理市场
国家本身是不参与经营的
只是评议物价
但市易司从事的却是买卖生意
这其中自然牵扯到利益的问题
市易司虽然不像商人奇货可居一样谋取暴利
但是为了盈利
在收购时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
市易司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
如今却打上了商业垄断组织的徽章
商人们为了能够从市易司那里获得利益
就必须要给司中官员以贿赂
如此一来二去
大量的贪污官吏在市易司中产生了
百姓还是得不到实惠
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剥削
官方经商竟是祸国殃民
市易法刚出台没多久
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陈述以上弊端
许多官员也对变法有种种的微词
司马光也在其中
但王安石非但不听
还以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
祖宗之法不足手的理由
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围在了变法的舆论范围内
忽略了朝内上下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的变法或许好意居多
但却有不周全的地方
司马光大为反对
作为好朋友的他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
在司马光看来
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
坏了就加以修整
不是严重损坏就不用重新铸造
改革要稳妥
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
而今二者都没有
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
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会没有了
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有些迂腐
这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
在所难免
一开始司马光只是对新法持反对的态度
后来采用了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
二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相互攻击
用司马光的话来讲
最后变成了有冰炭之不可共器
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
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
王安石戴上了熙丰小人的帽子
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守旧党背上了元祐兼党的罪名
司马光一辈子要维护祖宗之法
其政治生涯不见得有多么痛快
王安石下台了
他最后也下台了
一场翻天覆地的变法恰似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
而北宋也很快就亡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