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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我们讲到了摩勘制度造成了宋帝国官员们的殷循懈怠
而接下来我们要探讨这些数量庞大的冗官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宋代经科举入世的人数较前朝大幅度增加
是导致官员数量激增的原因之一
宋太祖一朝
科举入世的人数和唐代
五代史相近
每次都在二三十人上下
有时只有十几个
但是自太宗朝开始
科举取士人数变大幅度的增加
这样不考虑实际需求
只求让更多的读书人入世的方式
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冗观现象
嗯
大开科举之门
虽然可以让来自民间的人才有机会展示才华
但也导致了常有无能者滥竽充数的情况
在宋真宗景德二年而年春天的科举考试结束之后
礼部共院上呈进士及第的有四百九十二年
而经电试淘汰后
正式举士的数量也还有二百人左右
或许是因为当时澶渊之盟刚签订不久
宋真宗急于延揽人才
所以他便以特设考试等方式加大录取人数
使得这一年科举入世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绝后的三千人
在这样有意取悦世人的做法下
鱼龙混杂是自然而然的
由于录取人数众多
宋真宗只能下诏暂停共举考试两年
实际上早在九百九十七年
宋真宗刚继位
时任见官的王宇称就已经提醒过他
官吏数量增加太多
应当赶紧想办法控制
并且他还指责太过于优待文人的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在宋太宗时期就已经出现官员过多的苗头
而如果想有效的抵御契丹
辽国就要采取加重将领的权利
减少官员数量以减少财政支出
抑制文人以便激励武夫的做法
这才是正道
大量的士人进入官僚系统
却造成了等待派遣者三人
但官位只需一人的僧多粥少的情况
而这些有官职
但暂时没有实际官位可供任职的士人
还是需要依靠政府提供的微薄俸禄来维持生计
宋代高级官僚的俸禄是很高的
比如一个参知政事
在真宗朝时
单单在任命时皇帝给到的赏赐就已经达到了三十万钱
而就职后的月薪大约也有这么多
但下层的州县小官吏的待遇相较于此就有很大的差距
月前大概就只有几千了
我们可以按王安石在一零五八年说的普通官吏的俸禄水平来感觉一下三十万在北宋是什么水准
王安石说州县的官吏一个月的所得多的有八九千钱
少的只有四五千钱
在宋代
中下层官员中
有很大一部分人过的生活是很艰难贫苦的
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经担任基层法官
去世后也没能留下什么遗产
范仲淹也曾资助过一户普通官员的家庭
这位官员去世后
他的家人竟然无法负担其丧葬费用
虽然普通官员薪酬不高
但是当这批人的数量很大时
对于财政的压力便可显见了
庆历元年的南郊计划于十一月进行
所谓的南郊
就是三年一次的大型祭天祭祖仪式
大臣们曾提醒宋仁宗
此时西北战事还在进行中
不要再花费巨资做这样的事情
但宋仁宗拒绝了
从宰相
执政大臣到见官等朝廷官员
分别被赏赐了银子五十两到一千五百两不等
除了银两的赏赐之外
还有布匹等等
而且南郊的赏赐不仅仅只针对于在京的朝廷官员
这样的赏赐还会分配到普通士兵
造船工匠
宫廷厨师等
而这样做同样也会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从二十多年后的西宁年间的南郊赏赐清单就可以看到
这样三年一次举行的大型典礼的全部花费
几乎是河北一路的全年财政收入了
官员数量无序增加的另一个源头
则是所谓门殷任子的**
宋代为了更大限度的维护文官利益
大臣们可按制度向朝廷申请授予自己的亲人官位
虽然这些官位只是一个职称而已
必须等到有了实际的空缺才能正式复职就任
但是这个人一旦被授予官职
便算是进入官员系统了
这就是门殷任子制度
这项制度从真宗朝开始
扩大了授殷选的范围
于是就造成了由任子制度而进入官僚系统的人数**
嗯 孙勉说
当今的臣辽之家
以及皇亲
母后
外族都可以受到举荐
而且人数较多
多则一二十人
少则不下五六人
而且举荐时可以不管受举荐人能力的好坏
更夸张的
甚至是有些婴儿也能被授予管职建官
张方平也在庆历元年二月指责任职制度
他说最近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
内臣 外戚
衣冠之类的人转官升迁者就达到了二十人
张方平感叹道
当下西北正在打仗
将士们冒死和敌人争斗
可却从未有特殊的恩赐给予这些将士
反而是这些宫廷里的侍从
官员的亲戚
还有一些杂役工匠等
轻易的得到过分的恩泽
宋太祖也早就指责过这些阴部的官僚子弟是一些只知道喝酒弹琴
不知民间疾苦的人
因此在以上两种过于广泛的入流途径的叠加作用下
在大宋历朝数十年后
士人数量与实际职务所需的差距很大
欧阳修对此曾一针见血的指出
当今天下
官员的职位是固定的
但入世的人数却没有限制
每当有一个官位空缺出来
便有许多人竞争
得到职位者往往不知廉耻
而得不到职位者则怨声载道
综上所述
摩勘制度使得官员失去了上进心
而大开科举之门和门姻制度又让官员的数量激增
使得朝廷充斥着冗烂的官员
这样一来
宋帝国的施政又怎么能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