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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现代化后的日本
现代日本的独特性在当今世界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他把一些看似互不相容的要素融合起来
这在欧洲人的眼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而且日本不仅将这些要素拼凑成型
更把他们付诸实践
打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形态
这种国家的面貌几乎就是一八六五七年明治维新时那些政治领袖心中所勾勒的理想蓝图
纵使其间经历了许多全球性的大事件
美国的迅速崛起
俄国的相对衰落
中国从地质转向共和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秩序的巨大冲击
日本依旧按照原来的轨迹稳步前行
明治时代的日本政治领袖早早设定了目标
那就是要使日本成为强大帝国
而整个国家也紧随其后
愈发坚定不移的走在这条路上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缔造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国家机制
他将美国的现代力量源泉
古代罗马在不逆战争中的军事组织
德国大战前夕的科技与后勤管理体系
再加上圣经约束亚纪理所体现的民族信仰和人生观融合在一起
这种奇特的结合史无前例
明治以来日本的巨大转型令人瞩目
但比这些变化本身更值得深思的是
在经历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与知识引进之后
日本的宗教和伦理道德却几乎原封未动
人们本以为科学的普及会使社会更为理性
但在日本
科学知识的传播反而伴随着对天皇的更深膜拜
反映出一种与时代主流相悖的文化特征
从社会学
心理学
政治理论等多个角度来看
日本都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国家
他那种东西兼具的文化面貌颇为奇特
外表保留着东方气质
但在办事效率和制度运作上却与西方无异
日本人那种略带焦躁的自信
或许是因为这种文化融何在本质上并不完全稳固
给人一种刻意维持略显紧张的印象
不过也可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如果我们回顾明治以来的日本政治
可以清楚看到两种路线同时并存
一种是借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制度
尤其仿效大战前的德国
另一种则承袭自封建时代的传统
更像十八世纪中叶苏格兰高地的旧式政治体制
我并不打算详述日本现代史
只是希望继简要概括一下支配重大政治动向的力量背景
这种概览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的独特发展路径
关于日本政治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
其中麦克拉伦的明治时代日本政治史是最系统详实的一步
而如果要感受明治初年日本的社会风貌
最值得一读的是拉夫卡迪奥赐恩的诠释日本
赫恩在书中敏锐的察觉到
看似浪漫可人的樱花文化背后
隐藏着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阴郁的东西
至于我本人
对樱花并无太多感受
我到日本时
花还未开
一八六七年以前的日本
其实是一个由多个封建家族组成的联邦体制
真正的政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
将军本身来自某一强大家族
但他对其他势力强大的士族并不拥有绝对控制权
换句话说
只要将军建立角色易主
日本的政局便会剧烈变动
从十七世纪开始
德川家族持续担任将动
直到近代开端
德川幕府建立初期之外
日本长期闭关锁国
只与荷兰有线通商
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
两件大事彻底改变了日本的面貌
一是被迫打开国门
开展对西方的贸易
二是政权从德川家族转移到了萨摩与常州这两个强大家族之手
时至今日
仍是这两股力量在掌控国家机器
要真正了解日本社会与政治现状
必须从这个幕藩体制出发
剖析及他的根基结构
否则很难理解日本在内政和外交上所展现的行为与姿态
因此
在进入日本对外关系的探讨之前
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他国内权力的演变
表面上看
一八六七年的明治维新似乎意味着皇权的复兴
自十二世纪末起
天皇便失去了实际权利
成为政治上的空壳
虽然普通百姓仍对天皇心怀敬仰
视之为圣洁象征
但天皇在国家政务中毫无影响力
不被幕府重视
若稍有言刑不当
还有被废除的风险
甚至有时因财力匮乏生活窘迫
正因皇室长期处于边缘状态
早期来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不知道日本还有所谓皇帝
他们通常认为天皇帝位类似于欧洲的教皇
有象征意义却见实权
荷兰人也持同样看法
经常称呼幕府将军为陛下
每年他们从长崎的出岛启程迁往江户觐见
将沿途唯一可随意走动的城市就是天皇所居的京都
而这项特权正是幕府授予的
似乎就是为了向外国人显示皇室不过如此
美国海军军官马修
佩里当年将总统至日本天皇的信交给江户幕府
足见当时西方人对日本政权结构并不清楚
在与日本打交道的西方外交官中
没有谁认为自己与真正的权力中心擦肩而过
所以要弄明白皇室和幕府之间的真实关系
不能完全依赖日本历史的官方说法
因为那些说法往往宣称日本皇权是神明所赐
自古至今未曾中断
这只是表面文章
要理解实际权力的运作
还需另寻解释路径
简要来说
一八六七年明治维新的发生
是多种本质不同的力量汇合的结果
一方面
一些学者出于对古代制度的崇敬
认为应恢复天皇在十世纪时所拥有的实权
另一方面
一些民族主义者则愤怒于将军向西方列强屈服
尤其是在签署不平等条约之后
同时还有若干西部的强大氏族
例如萨摩和长州
从来都不愿完全听命于幕府
英国学者麦克拉伦在其著作中指出
恢复皇权的政治主张往往与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亦可称作大国沙文主义交织在一起
用当时流行的口号尊皇攘夷就可总结这一趋势
这个口号表面上似乎是在排斥外国影响
反对西方科学
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他的真正指向是反对包括佩里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政治与军事干涉
而不是拒绝接受西方的知识与技术
事实上
早在一八五三年美国舰队来访之前很久
常州
萨摩等地的藩主们就已投入大量精力制造火器
训练枪法
并把兰学及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应用于军事和实践
这些地区的力量正是推动明治变革的重要动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
日本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正是在这种表面排外
实质革新的矛盾心理中逐渐成型的
这场维新运动从西方人眼中看四似乎是激进的变革
但在日本国内其实具有一种复古的保守性质
默多科在其权威著作日本史中提到
许多欧洲观察者在解释日本突然崛起的原因时
往往误以为是模仿西方所致
这其实是过于肤浅的看法
西方社会的基础单位是个人
而日本自古以来强调的是家族
日本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架构虽然在外形上和欧洲相似
但并非源自欧洲体制的直接借鉴
一八六八年推翻幕府
一八七一年废除封建藩制后
日本的政治家并没有从欧美寻找现成的体制模式
而是回溯本国历史
重新激活早在公元六百四十五年由藤原连祖等人设计的古代官僚体系
这个体系也曾深受中国唐代八部制度影响
经过几十年的调整与强化
日本最终建立起一个高度现代化却又根植于本土传统的国家治理系统
最终
萨摩和常州两个氏族控制着天皇
巧妙的提升其象征地位
使之成为抵抗西方势力的精神代表
因为此前的将军与外国人签订了不受欢迎的条约
声誉扫地
借助民族主义浪潮
他们争取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在几位能力卓越的政治家领导下
日本制定并坚决执行了一项长远战略
成功的把国家从一个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弱国转变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国
在这场国家变革中
日本废除了封建藩制
确立了中央集权体制
同时建设了强大的陆海军
先后在战争中击败中国和俄国
吞并朝鲜
确控中国东北
还大力推动工业化发展与教育普及
通过义务教育
历史编纂与神话系统的重塑
日本社会逐渐树立起对天皇的极热崇敬
人为的构建对天皇的狂热崇拜是现代日本最具讽刺意味也最值得注意的一大特色
这一做法甚至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用来抑制人民的独立思考
阻碍理性判断的普及
在东京担任日语与哲学教授的巴兹尔
霍尔
张伯伦对日本社会了解颇深
他写过一本发人深省的小书新宗教的发明
有理性主义者协会出版
内容揭示了日本如何在近代重塑民族信仰
张伯伦指出
明治维新之前
日本人普遍信仰佛教
几乎没有其他宗教能够与之竞争
神道教虽然源于本土
但主期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在维新后的几十年里
神道教摇身一变
成为国家主导信仰
并被赋予全新教义
然其更适配现代政治需要
与主张普世精神的辅佛教不同
神道教强调日本的独特性
是专属民族的宗教
正和国家宣传之需
而这些教义大多出自明治政府一手编造
其核心就是颂扬日本民族和神圣化天皇
张伯伦还特别指出
日本人在历史上对皇帝的态度其实非常冷淡
几千年来
天皇常被废畜
流放甚至暗杀
谁一旦登上皇位
就必须面对激烈的政治争斗
长期以来
政权掌握在实际控制国家的权臣手中
这些权臣轮流扶持年幼的天皇
然后在他们即将成年时逼迫其退位
天皇成为傀儡
某些时期皇室平穷困潦倒
有皇太子甚至靠写字卖文度日
却无人伸出援手
即使是在明治天皇统治的黄金时期
仍然有人试图另立皇帝或建立共和政体
可见当时天皇并非铁板钉钉的权威象征
这种历史背景与后来人为制造出的神圣不可侵犯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段历史事实虽然刺耳
却道出了现代日本政治结构的根本所在
对于只熟悉二十世纪日本的人来说
这种以天皇为名义核心
却有隐形权力集团操纵的体制可能令人难以置信
明治以来
普及教育的同时
迷信却越发抬头
一旦天皇出面
即使是最激烈的政治派别也会立即偃旗息鼓
虽然日本建立了国会制度
但天皇依旧拥有象征性却极其强大的绝对权威
可以与任何专制君主媲美
在文化上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几乎是中国文明的缩影
日本的宗教信仰
艺术风格
文字体系
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都是从中国引入并加以模仿的
日本史的正式开篇是在公元五世纪
而中国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年左右
这种文化上的后发处境令日本人颇感不悦
于是他们仿效古罗马人为自己杜撰神话
就像说罗马人是埃涅阿斯的后裔那样
他们也试图将日本的神圣起源上诉至远古
张伯伦教授对此一针见血的指出
真正的日本史始于公元五世纪
就连六世纪的史实都需小心对待
日本学界对此并不陌生
但官方不希望这种历史观为公众所知
他们不强制国民信仰神话
却强迫大家把这些神话当成铁律
一字不差的信奉
稍有怀疑精神的学者一旦表达意义
便可能被打压
甚至连家人也会因此陷入困顿
这种对历史神话的强制认同
贯穿了从伊藤博文起草的宪法意见到学生手册等一系列教材之中
有人也许会认为杜撰古史不过是形式之举
就像西方牧师嘴上说信圣经心里却不当真那样无伤大雅
但那日本这一套神话体系并非虚实
而是维系政权合法性的核心工具
是压制思想自由的政治机制
张伯伦在他的小册子中这样写道
神道教原本只是种原始的自然崇拜
早已示威
但如今他被重新擦亮
从尘封中抬出来
摇身一变成为国教
虽然普通人依旧偏好佛教
重要节日也多与佛教相关
王者也依旧由佛寺埋葬是
但掌权者决心扭转这一切
他们重新解读神道教
强调天皇是太阳女神的直系后裔
是地上活着的神
而皇赐予人民的不是权利
而是恩典
因此宪法和法律成了皇恩浩荡的象征
而不是人民权利的体现
按照这种逻辑
政府官员不是人民的公仆
而是超自然主权的执行者
皇权成为整个国家机器的合法根源
而从现实政治来看
这一体系的实质并非由天皇直接统治
而是由萨摩与常州这两个明治功勋氏族控制
天皇通过几个元老实际掌握政权
虽然元老这个称号在宪法中并无明公文记载
但他们能让天皇说出他们想要的话
并确保没有人敢违抗天意
他们不担任正式职位
却决定首相
元军大臣
海军大臣的人选
真正的权力全在他们手中
只要天皇不被其他政治集团所掌控
元老体制就能长期延续
这种权力结构虽然在外表上是君主立宪
议会民主
但其背后依旧延续着一种深植封建土壤的集权传统
这既是明治维新遗产的核心
也是现代日本政治运作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
在许多爱国者眼中
元老们是通晓世事
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如果日本真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
他所奉行的政策恐怕会更为激进
更偏向大国沙文主义
像图兰德这类为日本辩护的西方评论者常说日本内部存在一个开明的自由党派
立场反对军国主义
是是用不了多久便会掌握外交大权
但这种说法不太令人信服
确实
国内有人在积极推动国会制改革
要求内阁对国会而非对天皇负责
也有人认为陆海军大臣应听命于手下
而不是只对天皇尽忠
但即使这些改革实现
日本走上民主之路
也未必就意味这对外政策会更温和
日本的小型社会主义政党倒是真心反对帝国主义与军事扩张
随着日本工业化发展
这类声音也会逐渐壮大
然而日本主流的自由党与执政当局在大国沙文主义上的立场并无二致
甚至日本民间舆论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官方更加强烈
事实上
在一些关键时刻
恰恰是元老顶住了公众舆论的压力
避免了国家犯下重大错误
如果不是靠他们冷静判断
民主制度反而可能会让日本在关键节点上做出更糟糕的决定
最典型的一次就是一九零五年朴次茅斯合约的签订
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运作的真实面貌
那年日本在对马岛海战和奉天会战中取得显著战果
已经达到了战略目标
俄国虽然在海上溃败
但在陆地仍有反攻的余力
满洲的部队集结整备
西伯利亚铁路也已修复
准备再次发起进攻
反观日本财政吃紧
以南再支撑大规模战事
日本政府深知继续打下去风险太大
于是暗中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斡旋
罗斯福成功促成和谈邀请
当时的俄国政府进退维谷
一方面国内有强大的和平派压力
另一方面革命情绪高涨
不敢拒绝调停
更加是国际舆论普遍站在日本一边
更加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而日本人故意放出风声
扬言必将要求高额赔款
借此让俄方误以为日本得意忘形
在国际上失了人心
从而迫使俄国做出实质性让步
实际上
日本政府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打算要赔款
但这一件事对国内外都是高度密密
俄国代表以为赔款问题将是谈判的最大难点
便在其他方面做出宽大让步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就在他们准备结束谈判
以为局势即将崩盘之际
日本代表突然宣布接受既有让步条件
放弃索赔要求
正是他们事先就计划好的立场
这招让双方都大感意外
俄国感到被耍了
以为日本原本就不想争赔款
却用他来做谈判筹码
日本人民更是愤怒至极
认为政府在赔款问题上轻言妥协
失去了英德利益
俄国因此爆发革命
日本也出现骚乱
舆论沸腾
政府被迫更迭
但大家都明白
这个所谓的政府不过是表面机构
真正做决策的始终是那些背后的元老
即便如此
很少有人会质疑元老当时的判断有误
几乎人人承认那份合约是精心策划的结果
也是日本为自身利益所能争取到的最佳和平条件
倘若没有这些深谙国际博弈规则的老手运筹帷幄
靠大众情绪驱动的民主制度很可能会让日本陷入更糟的境地
不熟悉日本内情的外国人看到日本设有国会
众议院由选举产生
常常误以为这个国家起码跟一战前那德国一样
具备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不错
日本的确在一八八九年公布了宪法
由伊藤博文主导起草
其蓝本也确实是德国宪法
整体来看
日本在西方化的进程中多以德国为参照
只有海军例外
是仿照英国体制建立的
然而日本宪法与德国宪法之间存在不少关键性差异是
首先 在德国
凡成年男子即可享有选举权
而日本的选举权则附加了财产门槛
导致真正有资格投票的成年男性仅占四分之一左右
不过这一限制倒不是最大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日本宪法赋予天皇的权利远远大于德国皇帝所拥有的权限
另外一点也值得注意
就如一战前的德国一样
日本的政府各部大臣并不需要对国会负责
而是只对天皇负责
更有甚者
日本的各大臣之间并非采取集体负责制
而是各自单线向天皇负责
尤其是陆军和海军大臣
必须是现役上将
他们不受首相领导
只听命于各自军部
而军部本身也是直接隶属于天皇的
这一制度架构使得首相甚至可能无法控制自己的内阁
再说财政
德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掌控财政的实权
而在日本
即便国会否决预算案
政府依旧可以沿用前一年的预算既继续运作
此外
日本宪法还授权天皇在国会休会期间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敕令
这在德国是没有先例的
日本宪法的精神也大不相同
它不是源自人民主权
而是被描绘成天皇出于恩典而颁赐给臣民的
这意味着质疑宪法的条文或提一修改
都有可能被看作对天皇不敬甚至是不忠
要真正理解这部宪法
还必须结合伊藤博文所写的宪法一解一起研读
科尔曼对日本宪法的本质总结的非常到位
他指出
日本宪法第一条写道
大日本帝国由外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制啊
而在伊藤的注解中
统治一词的含义极其广泛
意味着天皇集国家主权
行政管理和国民权力于一身
宪法第三条则明文规定
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伊藤对此的解释独具日本风格
天皇之位自天地初分之时便确立
乃神赐之统治者
尊贵无上
不可置疑
不可冒犯
法律应被天皇尊重
但并无权对天皇问责
任何诋毁
议论或轻慢天皇的行为都是严重的不敬
在制度层面上
天皇拥有全面的权利
他拥有立法
行政和司法上的最高权威
决定国会的召开
避讳休会或极解散
并可在休会期间颁布法令
天皇也是三军统帅
拥有宣战
议和
缔结条约
实施赦免等权利
宪法第五十五条进一步规定
国务各大臣应向天皇谏言献策
并对所提谏言负责
换句话说
所有内阁大臣都是天皇的顾问
他们的职职责是奉命提出建议
然后独自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这一体系的核心并不是民主体制下的权力制衡
而是将天皇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伊藤博文对宪法中关于大臣责任的解释
应楚的反映了他的立场
他认为国务大臣如果失职
应该由天皇来判断是否该追责
也就是说
任命 罢免
处罚大臣的权利完全属于天皇
国会既不具备认定责任的权利
也无权罢免大臣
国会唯一能做的是向大臣质询
并要求他们公开回应
或者把自己的看法呈报给天皇
在行政制度方面
首相直接向天皇汇报政务
我依据天皇意愿说明整体政策和他分管的事务
但其他大臣各自负责本部门事务
不需要与首相承担集体责责
这种安排的原因很明确
所有大臣都是由天皇亲自任命的
他们的职责本质上是向天皇负责
而不是组成一个相互制约的集体
伊藤强调
在其他国家
内阁是一个整体
大臣需要集体承担责任
这种体制容易形成党派联合
削弱君主权威
但在日本
天皇的地位高于一切
这样的政党政治制度在宪法下是被彻底否定的
尽管日本国会权力有限
但他在成立初期
在千八八百九十到一八九四年曾多次与政府发生摩擦
一八九四年前
日本政务基本由伊藤博文主导
伊藤本人反对过度扩张和军国主义
他所代表的是明治维新早期的保守派政治人物
这一群体专注于推行现代教育
建设新的国家体制
以及对抗西方列强带来的压力
他们尚未将对外扩张作为优先示下
伊藤博文的政治理念深受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影响
特别是当时俾斯麦主政的务实风格
然而
当伊藤等人发现国会难以驯服时
他们又转而模仿俾斯麦早年面对普鲁士议会时采取的做法
俾斯麦曾借助对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取得胜利
从而让议会妥协
日本政府也采用了类似策略
一八九四年发动对中国的甲午战争
很快就赢得了国会的支持
从此之后
议会对政府几乎没有再提出过强烈反对意见
反倒是当政府采取温和理性的外外交行为时
才遭到国内非议
比如在蒲次茅斯和约议事中
为平息因善意举动引发的不满
日本政府往往转向更具侵略性的政策
用战争与强硬手段重新赢得国内支持
从那时起
日本政治逐渐滑向极端民族主义
伊藤虽然也对甲午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
但在后来
他对侵略性的外交路线持反对态度
然而他的劝阻并未奏效
伊藤最终因主张和平而被刺杀于朝鲜
这一结局也标志着那个谨慎治国时代的终结
自从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打响以来
日本便坚定的走上了帝国扩张的道路
这一战国辉煌关于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质
以及它带来了哪些成效
我会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详细讨论
就目前而言
这条路明显压制了民主发展的任何可能
日本的国会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都铎时期的英国议会差不多
几乎无足轻重
至于这样的政体还能维持多久
目前没人说的准
如果日本在对外战争中遭遇失败
这个制度很可能就会崩塌
不仅国家可能四分五裂
民众的士气也会迅速跌落
不过我并不认定日本一定会布德国战败的后尘
即便不经历战争
但是外交上的失败也可能促成一个更为开明的政全上台
而这种变化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革命来实现
说到底
日本的最大资本是工业
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
日本不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事实上
日本几乎尝试了所有办法来提高工业产出
工业的发展还能解决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
日本人不太可能大量移民到说英语的国家
亚洲大陆也不是理想选择
因为那里已经充满了中国人的激烈竞争
因此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将日益增加的人口投入到大规模工业生产中
制造产品出口到海外
再用赚来的外汇购买进口粮食来维持国民生活
而要发展工业
日本就必须控制中国
因为本土缺乏充足的原材料
如我要靠与欧美竞争进口资源不仅来源不稳
价格也偏高
同时
既然粮食依赖进口
就必须依靠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障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
因此
日本推行帝国主义
大力扩建海军的逻辑和当年的英国颇为相似
不过这一切都需要高额税收支持
是的
而要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就必须压低生产成本
也就是让工人长时间劳动
维持在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例如大阪的棉纺厂主要依赖年轻女孩劳作
他们大多不满十四岁
每天干十一个小时
一九一六年的平均日工资只有五便士
目前日本的工会还处于起步阶段
社会主义思想刚刚传入
但如果工人数量不断增加
而工时和薪资却没有改善
迟早会催生一场更广泛的劳动运动
然而日本政府极度保守
不仅不会主动调整政策以适应工人阶层的呼声
反而竭力压制工运和社会主义的传播
毕竟是这两种思想本身就否定了天皇至上的信仰体系
以及围绕神道教构建的国家神话
所以将来的日本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
一方面国家在和平环境中继续发展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雇主政府之间的矛盾激化
爆发严重的社会冲突
如果这使连农民也加入不满的行列
形势将会更加复杂
后果也难以预测
因此
日本眼前的问题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
就必须推动工业化
要实现工业化
就得获得稳定而廉价的原材料来源
而要控制这些原材料
尤其是中国的资源
就不可避免的要与欧美列强发生利益冲突
若要在这样的国际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又必须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
陆海两军都要有压倒性的实力
但这样一来
整个国家运转的代价就压到了普通劳动者身上
他们靠微薄日薪维持生计
日子日渐艰难
工业的推进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富裕
反而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
贫困人口的生活无以为继
他们渐渐开始质疑既有秩序
对天皇的崇拜开始动摇
对社会主义产生认同
一旦这种趋势蔓延
不仅内阁制度赖以维系的宗法与忠诚结构将会动摇
整个国家政体都将陷入危机
外有对美国作战的巨大风险
内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逼迫
日本同时面临双重挑战
若继续走现在这条高压扩张之路
前景堪忧
在如此危局之下
唯一可能化解危机的办法是从根本上降低出生率
减缓人口增长速度
但这一方案却直接与军国主义背道而驰
因为减少人口等于削弱兵员
也违背传统宗教伦理
因为孝道和家族兴旺是日本道德体系的核心
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伦理信仰
统统与这一必要之举格格不入
所以要真正走出困局
日本必须深化对西方的学习
不仅是基机械技术与工艺流程
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价值观和思想方式
重新思考人生目标
重建宗教信仰与道德观念
鼓励个人思想自由
养成怀疑精神
打破盲从与集体主义的束缚
唯有如此
国家才能理性的面对人口压力和社会转型
否则迟早有一天不是内乱就是外患
一场难以挽回的灾难终将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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