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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
6。
我们搬入新居。
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
略加修葺。
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进，
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
阴湿的院子里，
只要搬起一块砖，
砖下密密麻麻的爬满了鼻涕虫。
父亲让孩子干活，
悬下赏格，
鼻涕虫一个，
铜板一个，
小蜘蛛一个，
铜板3个，
大蜘蛛3个，
铜板一个。
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
鼓励孩子赚钱，
不是教育劳动光荣。
我周末回家，
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
小弟弟捉的最多100条鼻涕虫应要一块钱，
那时的一元银币值270~290通白。
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
不好了，
你把老小教育的唯利是图了。
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
不多久，
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
母亲对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
钱都存在他手里，
十几元也罢，
几十元也罢，
过些时候，
存户忘了付账，
银行也忘了付款，
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
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
因为我们不必资产，
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
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
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
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
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
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
我私下的反应是，
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
你能样样都有吗？
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
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
一是老人，
一是苦人，
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
一是盲人，
因为他活动较多，
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
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
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
仿佛是说我是穷人，
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
所谓穷，
无非只不置家产，
自食其力。
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
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
不仅并不得老不得，
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
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
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
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
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
民事诉讼十之八九为争夺财产，
便是婚姻问题，
底子里10。
之八九，
还是为了财产。
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
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
有老友介绍来一个30来岁的人，
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一母庶出的小妹妹，
不让他承袭遗产。
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
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地告诉母亲说，
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
有脸说出这种话来，
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
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
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
指出他不能胜诉，
其实不是不能，
而是不该。
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
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
自己成了当事。
的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他，
每一桩状子都自己动笔，
悉心策划，
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
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
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
父亲常说，
女太太最奇怪，
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的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
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
有许多委任他做辩护律师的当事人，
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
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挚诚的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
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
不论报酬多高，
我父亲绝不受理。
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音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
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
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
其实那是宽话。
我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革命军总指挥，
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
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一年徒刑。
我记得一次大热天，
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
长汗衫湿了半截，
里面的下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
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
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
心上也同样的沉重。
他有时到上海出庭，
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
某银行保险库失窃。
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
口自盗，
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傅，
那两人叹气说，
我们哪有钱请大律师呢？
父亲自告奋勇的为他们义务辩护。
我听侦探小说似的，
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
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
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
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工行，
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
就是带当事人纳贿的钱，
两只雪茄就是200元，
一记耳光就是500元。
如果当事人没钱，
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
这叫做树上开花。
有个19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
父亲的好友盲人也是律师，
我记得他们经过。
和仔细商量和写了一个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
那也是我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
这些时，
地方法院要来一个新院长，
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
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
爱国志士。
可是经调查，
查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
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
没话可说。
在贪污腐败的事例前面，
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
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
我今天放了一个屁，
我一个大臭屁，
我恶毒毒的大臭屁。
过一两天，
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石报上剪下。
这个屁，
我只看见一个瓶子，
上面或许还有一个识字吧。
父亲很明显的不喜欢我们看，
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
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成长条，
卷成一大卷，
放在父亲案头那红木大笔筒里。
日寇占领苏州以后，
我们回家，
岸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
那些平或许有老圃的签名，
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