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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2。
中华民国史上说，
1900年春，
刘日学生成立励志会，
1900年下半年，
会员杨廷栋、
杨英行、
雷奋等创办了艺术汇编。
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
专门记载欧美正法名著，
诸如卢梭的名曰论孟德斯洪的万法经义，
物勒的自由源论等书。
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
冯自由的革命意识也说起艺术汇编，
讲述人杨廷栋、
杨英行、
雷奋等主持之，
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
一笔流利典雅，
于吴国青年思想之进步，
收效盛具。
我曾听到我父亲说，
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
不如翻译一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
还说翻译大有可为。
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
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洪万法经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
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
我也从未读过，
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
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意识，
1899年上海南洋公学派刘东学生6人，
我父亲是其中一个。
杨廷东、
雷奋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经常听到的。
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道日本语言不通，
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
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
雷奋、
杨英航、
杨廷栋三人税居早稻田附近。
即当日雷等为艺书汇编及国民报撰文之所，
留学生横甲其地作聚会集中点。
那时有某日本社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
又有个日本虾女偷留学生的牙粉茶脸。
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舌尖尝异味，
查牙粉绸皮卖风流的趣闻，
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议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
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
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
母亲配上小筐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意识和中华民国时都提到，
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
激烈派鄙视稳健派，
两派势如水火。
我父亲属于激烈派，
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
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视如水火。
我记得父亲将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
1900年转送到美国留学，
同班学生不服气，
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
要求调往美国，
理由是同窗杨某及父亲自职一位，
鼓吹革命，
常和他一起，
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
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
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
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
1901年夏，
留学生杨英航回到家乡无锡，
聚集同志，
创设了励志学会。
他们。
也讲授新治时之基，
宣传排满革命。
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
我不明白他怎么族业前一年回乡，
大概是暑假回乡吧。
我父亲1902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即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
祖业回国后，
和雷奋、
杨廷东同辈派往艺术馆艺书。
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1903年再版像，
就是那个时期编译的。
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里曾提到那本书关明学吴西阳阴行术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的内容外延之理。
经史之之艺术馆因经费执着，
1903年停办。
我父回到家乡，
和刘日、
学生蔡文森、
顾树平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
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
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
用功的背上生了一个搭手鞠，
吃了多少六神丸。
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
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和我母亲家理化会的大成就，
有一个制造红丸的无锡人，
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
后来在上海法租界租住，
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及白面。
那是由法租界巡捕房保护的。
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
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
然后有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
那个人成了大富翁。
我父亲害叹说，
大约那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金塞尔名义发行。
金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静茹的外国名字，
借此避免清宫使馆的干涉。
据中文字有某某等执笔，
其中有我父亲。
后来因资本告罄停板。
1902年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月刊继续鼓吹革命。
实际上是国民报的变相。
我父亲仍然是大陆月刊的执笔者。
抗战胜利后，
我在上海，
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
会见胡适，
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
我认识你的姑母，
认识你的叔叔，
你老娘家是我的先生。
老娘家在苏沪，
图语是尊大人的意思。
据说她那时在中国宫学读书。
钟叔对我说，
胡适绝不肯乱认老师，
他也不会记错。
我想，
大概我父亲由艺术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
我知道他在时事新报馆任编辑，
也在上海苏报任编辑及撰稿工作，
并在城中学校务本女校、
中国工学教课。
听说他暑假回无锡，
在40中学公开鼓吹革命，
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
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逐。
我记得父亲笑着讲，
无锡乡绅住意大利的钦差许玉曾愤然说，
此人该枪毙。
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
于是他筹措了一笔款子，
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
1906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
我大姐说，
父亲1906年到美国求学，
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部，
他1906年9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
1907年7月毕业寄居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
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
早稻田大学本科祖业不受学位，
考入研究科，
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
他初到美国。
住在校长不知道什么学校的家里学习英语，
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
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
如大小便之类。
同学不敢回答，
特地问得校长准许，
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
我只偶尔捡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1910年的注册证。
倒是中书告诉我，
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的第一集，
书名是日本商法。
我只记得大姐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欧洲其他各国，
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
我问中书，
你怎么会知道？
中书说。
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
我还问过爸爸，
他说他的硕士论文当然现在找不到了。
我写信给美国友人、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幼安教授，
托他找找有没有这本书。
据他回信中，
书一点也没记错，
那本书一早就建在法学图书馆成。
他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伊士教授写的序文。
据那张注册证，
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
全书三百十九页，
我父亲离校后，
1911年出版。
从序文看来，
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他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他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
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
有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
叙文对这本书很赞赏，
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卢易氏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英文。
虽然完全正确，
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
而细读之下，
可以看出，
作者能用最精简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则确切的表达出来。
我想啊，
这是用很客气的话说，
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
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
脱离了革命，
埋头书本，
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制产生了幻想。
他原先的激烈渐渐的冷静下来。
北伐胜利后，
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
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
1927或1928年，
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
他讲得很仔细。
可是我不大懂，
听完都忘了，
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
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
换汤不换药。
不过，
父亲和我讲这番话的时候，
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
我当时在父母的庇应之下，
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
我是脱离实际的，
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
只凭抽象的了解，
觉得救国救民是件很复杂的事，
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
还得征求一个好的制度，
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亲事抱有任何幻想。
他称慈溪为祸国殃民的无实老太婆，
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
他回国后，
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
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骑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专家，
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
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明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过这件事，
中书看到过，
但是记不起书名了。
可能是刘芳纪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
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技，
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
我父亲辞职回南，
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
祝你们成功。
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
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
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
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对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
在申报馆任编辑，
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工会创始人之一，
当律师仍是为虎口记。
我是第4个女儿，
父母连我就是6人，
上面还有祖母。
父亲有个大哥在五辈学校学习。
一次试炮失事，
轰然一声，
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
一下大伯母和堂兄弟、
堂姐妹各一一下，
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
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
三姑母在苏州琴海女校读书，
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共计。
我有个叔叔，
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
还没有学成，
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