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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收听由南怀瑾先生讲述的孟子
庞通演播
菩提雅舍梁惠王张句上
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
叟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立无国乎
孟子对曰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
何以立无国
大夫曰
何以利无家世
庶人曰
何以立吾身上下交争利
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
是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国
是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
千取百焉
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
不夺不厌
未有仁而宜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矣
曰仁义而已矣
何必曰利
梁惠王与孟叟这一段的文字记载
无论是孟子本人或是门人们的技术措辞用意都很妙
而且也很坦率
不加故意的掩饰
直截了当描述当时孟子见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谈话
尤其我们了解了梁惠王后来对邹衍的接待
再来一看他对孟子满不在乎的样子
很显然的大有厚薄轻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奈的便是梁惠王对孟子的称呼
既没有像春秋时代诸侯对孔子的尊敬
尊称一声夫子
也没有像战国当时诸侯们礼贤下士的作风
尊称一声先生
他却干干脆脆的称呼一声叟
这个叟字
好听一点来讲
便是老先生的意思
不礼貌一点儿
便是老头的意思
当然
梁惠王当时的一声叟
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头呢
无法考证
这要看当地的礼貌态度或称呼的声调或决定他的含义了
可惜当时没有电视录影
但无论如何
这一声so并不表示尊重
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而且本章的技述描写这一段不太愉快的谈话
在文字的气势上表达的很明白
如此直接记载一个叟字的称呼
对孟子的伟大倒没有什么损失
反而衬托出梁惠王始终不成器的风格
一副吊儿郎当不庄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听了梁惠王何以利吴国的问题以后
就很庄重的对梁惠王说
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
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
如果都像您惠王一样
谋国的居心
只图以急功近利为目的
那么等而下之
那些高位的大臣
卿大夫们
也只顾全自己的家族利益
这样影响所及
一般的国民也就只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
这种观念发展下去
一定会使全国上下各接属都变成以利害为生活的重心
造成当立不让的风气
这样的话
国家就太危险了
因为唯利是图
当立不让的结果
自私自利的观念会越来越严重
在历史上有许多的事实可以证明
互相争夺权利的结果
便形成沉下反上的叛乱逆行
那些本来具有万圣之尊的大国
发生弑君叛变而字据称王的
都是当时那些高位重臣
所谓千圣之家做出来的爵士
同样的
那些千圣之家被臣下叛变所谋害的
也都是那些百盛之家的重臣所干的事
至于侵略吞并的思想
更是由于权力欲的驱使
所以目前万盛之尊的大国
便想吞并千乘之邦
那些千盛之国便想吞并百乘之众的小国
这些古今的势力
不能说不够多的原因在哪里呢
都是为了急功图利
争夺权力的结果
如果不了解先行仁义
而只求尽利为前提
自然而然要变成非侵略他人夺取别人的所有
就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
其实真能实行仁义之道
大力自然就在其中
真有人心的人
绝对不会有遗弃其近亲的可能
真有义气的人
绝不会有背叛君上的可能
所以 我认为
您惠王只有推行仁义之道
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
又何必舍大取小
而只顾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们根据孟子的原文
概略演绎他文字的内涵
略略加以说明
大致就是这样的对答
当然
如果说是译文
那便大有问题
因为这样的说法
与古文原文的简练原意也许略有出入
或大有出入
不过大意是不会太过差错到哪里去的
而且这样一来
把孟子对梁惠王的答话看得很明白
孟子并没有太过迂腐古板
只一味的叫他行仁义
而不管梁惠王当时所处的情势以及急功耗利的迫切需要
这样孟子才不失为一个识时务的胜者
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
有远见
有抱负
与梁惠王急功近利的政见不能相合而已
我们先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再来从两方面看这一段对话
讨论它的内涵
第一
是司马迁的记载
第二是历史的正言
司马迁对梁惠王和孟子的观点
司马迁写孟子列传
是把孟子与寻亲的列传和写成篇的
关于孟子传记部分
他也是以孟子见梁惠王这一段思想作重心来述说的
如说
孟轲
邹人也
授业子司之门人
道济通
由是齐宣王
宣王不能用
是梁梁惠王不国
所言则见
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当世之时
秦用商君
富国强兵
楚 魏用吴起
战胜若敌
齐威王
宣王用孙子
田忌 之徒
而诸侯东面朝齐
天下方务与合纵连横
以攻伐为贤
而孟轲乃述唐余三代之德
是以所儒者不和
退而与万章之徒
序诗 书
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
根据史记列传的记载
关于孟子的生平
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
有关孟子千秋事业的思想方面
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书
用不着司马迁再来述说
他在本传里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点
要主张传统文化的王道精神
既不愿讲当时侵略吞并的不义之战
也不愿只讲罢术
所以和梁惠王当然也谈不拢
这是王道与霸业
圣贤与英雄分野的必然结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与梁惠王这一段主要的对话
比较详细的埋伏在魏氏家中有关梁惠王的一段记述里
他说
惠王数备于军旅
碑礼后壁
以召贤者
邹言
淳于坤
孟轲皆至良
梁惠王曰
寡人不宁
兵三折于外
太子虏上将死
国已空虚
以修先君宗庙社稷
寡人甚丑之
叟不远千里
汝幸至
必邑之庭
将何以立吴国
孟珂曰
君不可以严厉
若是夫君欲立
则大夫欲立
大夫欲立
则庶人欲利
上下争利
国则危矣
为人君仁义而义义何以立为
由于司马迁写史记处理资料的手法太高明了
如果不再三仔细的读完全部史记
细心留意揣摩
往往许多历史哲学的重点被他的手法瞒过
也被自己粗心大意的读书所误
而不知道司马迁的危严重点所在了
他写孟子传记
只是述说孟子之所谓孟子的正面
等于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
但是对孟子的侧影或背后的记录
司马迁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辞
可是他把它插进卫士家当中去
隐藏起来
要读者自己慢慢去寻找
去体会
他说
梁惠王自从兵败国破
迁都到大梁以后
心情也真够恶劣万分
但是他还想力图振兴
还肯卑礼
很有礼貌的后壁用很高的费用邀请招待各国的明贤当顾问
例如邹岩
淳于坤
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请到大梁来了
梁惠王也很坦率的告诉他们
自己的心境非常恶劣
处境也很尴尬
如记载所说
我真不行
这么多年来
打了三次败仗
我的儿子被齐国俘虏了
我的得力上将也战死了
弄得国家非常空虚
实在修对祖宗和国人
我对目前的局势觉得太惭愧了
他又对孟子说
老先生
你不辞千里的辛劳来到b国
实在是我们的荣幸
不知你将如何为我国谋利
孟子说
惠王
你不可以这样过于注重利益
你做领导人的这么重视利益
那些高级臣僚的卿大夫们也就只顾自己的利益
等而下之
所有国民就都争取自己的利益
这样子上下争利
你的国家就太危险了
做一个领导人
只要提倡仁义的基本精神就好
何必讲究什么利呢
如果依照司马迁这一段的记载
我们读了以后
不免拍案叫好
好极了
可爱可敬的孟夫子
讲的道理是针对
但是梁惠王这个时候好像是百病丛生
垂死挣扎的危急
你这包颠簸不破千古真理的仁义药剂
他实在无法吃下去
而且也缓不救急
你叫梁惠王怎么能听得进去
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马迁写到这里
谁是谁非
他却不下定论
实在也很难下定论
因为千古的是非
本来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结论
所以他不写了
但是他在孟子列传里却写了一句
梁惠王不国
所言则见
以为迂远而阔于世情
就这样的轻轻带过去了
这是多么有趣
多么耐人寻味的手法
易利之变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讲过了
现在我们再来研讨孟子本节的重点
首先要了解孟夫子生当战国时期
而且也远游过各国
难道他真的是那么愚阔
不懂现世吗
难道他对邹延
甚至如当时风尚游说之士们纵横百阖的作风一点都不会吗
我们的答案可以肯定的说
不是的
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近身之阶的做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贵的办法
完全懂得
他之所以不肯那样做
实在是非不能也
是不为也
而且可以加重语气的说
是不屑于那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抱着古圣先贤的舒适之道
尤其全权服音孔子的人道主义
完全从济世救人的宗旨出发
他希望在那个只讲霸术
争权夺利的时代中
找出一个真肯实行王道仁政
以纪事为目的的领导人物
促使他齐家治国而平天下
所以他针对梁惠王的问题
当头一棒
便先提出政治哲学上义利之变的中心思想
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
但是他还是存着梁惠王也许能接受的希望
此所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世
乃圣人之用心也
再说
无论是谋国谋身
仁义之道
的确是真正大利
只是人们都只贪图眼前的急功近利
而不顾及长远的距离
所以都变成心知其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
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等史料的记载
当时孟子是先到齐国而后才到魏国的
孟子这部书
不问他是孟子自己写的
还是他门下弟子们记录了他的话而编成的
为什么发生在后的事情
却鞭放在最前面呢
因为孟子的思想学说中
义利之变是最重要的要点之一
孟子与梁惠王各言其力
在梁惠王的一面来说
根据前面所说的魏国的历史背景
所处的地理形势
西有强秦
东有刚打败了他的齐国
南有强大的楚国
北街的韩赵
虽然同是自尽分出独立的同源邦国
但亦各有怀抱
在客观形势中
有恰逢弱肉强食的时代
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国强大起来
甚至于最好成就霸业
假使你我是当时的梁惠王
大概也同样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他一见到孟子时
不谈仁义
开口就问
亦将有以立无国乎
这句话
又怎能指责他是错的
这实在是人情之长
这也是我们读书要注意的地方
读任何书
先要绝对的客观
然后再设身处地的做主观的研究分析
譬如对于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问孟子对于魏国有什么有利的贡献
经过前面一番较为客观的分析
就不会主观的认为他完全不对了
可惜
以前大多数的读书人
多半不做这样绝对客观的分析
乃至于把自己一生都在误解仁义中埋没了
孟子答复梁惠王说
你梁惠王何必谈立呢
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
就是中国文化千古以来
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毅利之变的最大关键
而在后世的读书人
大多看到利子就旺旺然联想到对我生财的钱财之力这一方面去了
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
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力
至于义
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条
因此便把仁义之力错解了
而且把仁义的道理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
如此一来
立身处世之间
要如何去立旧义
就实在很难办了
举一个实例来说
我们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
这是利
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起来呢
这就发生了易利之变的问题了
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
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
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
就是不义之财
是违背了义的道德
是不应该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
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
我不拾起来
他人也会失去
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
但是到底该不该实为己有
儒家对这种问题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
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非常严谨的个人道德观念
但是由于这种毅立之变的观念根深蒂固
后世读孟子的人
大致统统用这个观念来读孟子
解释孟子
于是就发生了两种错误
第一
是误解了梁惠王文化中的利益只是狭义的利益
第二是只从古代精简的文字上解释
而误解了孟子的答话
以为他只讲仁义
而不讲利益
把利与义绝对的对立起来了
其实并不如此
依照原文
用现代江浙一带的方言来读
就可从语气中了解到它的含义
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讲利
而是告诉梁惠王
纵使富国强兵
还都是小利而已
如从仁义着手去做
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