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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列腾，
译者，
惠兰这是另一本拉贝日记，
美国传教士亲历见证，
讲述一座城市何以由天堂沦为地狱。
你好。
我是杭州第二中学语文老师丁佳妮。
今天为你读书。
人间事第20章失乐园。
1941年12月。
珍珠港被炸的消息传到了生活在中国人间天堂的十个美国人和15个英国人的耳中。
楼梯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有人激动的喊叫着，
敲打着外面的门。
在我卧室的门口，
有人喘着粗气，
一声声喊着，
格列滕先生，
格列滕先生。
我从睡梦中惊醒，
看看窗外，
太阳还没升起呢。
我们在中国的同事激动地敲着门。
格列滕先生，
战争，
战争来了。
你快听收音机。
珍珠港和美国舰队已经被摧毁。
日本人在上海击沉了美英炮舰，
并进军公共租界，
日本天皇已经正式宣战了。
这场战争并非没有征兆。
美国领事当局之前就不断地发出警告。
日本人暴露出来越来越凶残的本性。
以及他们最近部署的海军，
让整个局势变得非常紧张。
我们早已考虑好面对这样糟糕情况的策略，
我们的***使团委员会投票支持我们离开这里。
纽约拆会敦促我们去缅甸。
在那里，
你们应该是安全的。
中国的西南面也迫切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但是在杭州有这么重要的工作，
我们决定要把它做完再考虑。
当我们最后一次休假回来时。
我们把四个孩子留在了美国的学校。
只有Eli诺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我们收到领事的建议，
让妇女和儿童先离开。
我们就把他送到船上，
送他回家。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们16岁的女孩独自一人站在一艘华盛顿大客轮的长廊甲板上，
有多么弱小。
不会忘记他怎样站在远处的一个小拖船上，
向我们挥手告别。
我太太在救助难民工作中的作用和我一样重要。
他每天花十个小时与难民的孩子在一起。
他拒绝离开我。
在我们3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
我们从未分开过。
而这个时刻，
也并不是分离的时候。
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
我们不抱任何幻想。
四年来，
我们近距离的看到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犯下的不人道的罪行。
仅仅因为中国人与他们是敌人。
相对来说，
我们受到的待遇还是要好得多的。
我们一再被警告，
财政将被切断。
我们已经做好了反抗的准备。
我们预料会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也知道日本人有获胜的狂热意志。
我们并没有把遣返作为一种出路。
在那段时间内，
我们已经做好了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的心理准备。
并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们都不能离开。
当我们面对磨难时，
我们的身心也会得到平静和安宁。
我认为，
无论是公务人员还是传教士，
以上的决定就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态度。
我们有工作要做，
而且我们注定要这样去做。
我们并不打算被一台我们鄙视的机器淘汰。
很快，
我们收集了一小箱宝贝。
这些珍贵的东西只是为了勾起一些回忆，
而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内在的价值。
一只婴儿的鞋。
一面镜子。
两张小毯子。
中国的吉祥物。
随后，
我们就匆忙把这个小箱子塞进黄包车。
穿过拥挤的城市，
到了一个朋友的家里。
只要有任何东西能被保存下来，
这个朋友就会帮我们保存好。
我们同时也把一个曾有高度罪证的照相机放置在一个既不会牵连到我们，
也不会引起那些贪婪日本军官注意的地方。
早前，
我已把所有的资产都集中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消息传来后不久，
一位中国朋友欣然为我兑现了一张1万元的支票。
我花了一些心思对资金进行了分散处置。
希望在以后需要的时候依然能方便的动用他们。
我把一部分钱存入邮政储蓄银行。
每个人都向我保证，
这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
但这种保证是徒劳的。
因为我的钱立即被冻结在那里。
只有在非紧急时刻才能取用。
我还用其中一部分钱购买了一些商品。
这些商品后来被卖掉了。
还有一部分钱我借给了别人，
剩下部分的钱被我埋在地下。
就像狗买骨头一样。
事实证明，
最后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我们坐下来，
等待着日本当局的询问。
中午，
他们来了。
一支由中尉率领的小分队，
拿着手枪的卫兵关上大门。
禁止任何人进入。
小队人员迅速仔细地视察了校园内的每一幢建筑物。
中卫和其他六个士兵进了我的书房。
我邀请中尉坐下。
但他拒绝了。
日本兵坐了下来。
把椅子拉到桌旁。
他们拿出笔记本。
开始记录我们的所有对话和做过的事。
遂同中尉既是一名士兵，
也是一名绅士。
他用一种不太令人生畏的方式看着我。
然后说。
你一定听说了，
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仗。
是的，
我回答说。
我一直在等你呢。
我来做的是一件不太令人愉快的差事。
他继续说。
但我想尽量减少让人不快的地方。
身负军令，
作为一个士兵，
我必须执行。
但是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
我想不至于太不愉快，
你能试试吗？
对待这样的态度，
人们很难不做出回应。
我对他的态度很赞赏，
我也向他保证，
我会尽可能的充分配合他的工作。
我必须先搜查你的房子，
他说。
请带我去房间。
我带她去了客厅。
他没有进去。
只是站在门槛上说。
你这儿是个很舒适的地方。
他瞥了一眼餐厅和厨房。
然后又向楼上走去。
在每个房间的门口，
他都停下脚步，
仔细去查看一些不容易看到的东西。
对于衣橱，
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毕竟，
任何重要的东西自然已经被藏起来了。
看到了一些箱子，
他说，
我必须要求你打开它们。
我打开一个箱子的盖子。
然后开始将里面的隔底下一个一个的往外拿。
但他拦住了我，
说没必要了。
接下去，
能容下一支全副武装小分队的阁楼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过了一会儿，
他回到我的书房，
解释说，
收音机和枪我必须带走。
他派了两名士兵去拔掉收音机的线路，
其他人则把我的五支***带到外面的汽车上。
除了挂墙上的一个支腿枪架上的枪外，
我还有一支本杰明气步枪。
一个士兵垂涎欲滴，
拿走它，
塞进停在外面的车里。
中尉，
我说，
从现在起，
我可能再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了。
这不是火枪，
只是气枪。
我从士兵那里拿回了枪，
把枪支拉出来，
扣动了扳机。
瞧，
我说他射出了空气，
这只是个玩物，
你不会从孩子那里拿东西吧？
中尉微笑着对士兵说。
让小男孩拿着他的玩具吧，
我们别带走了。
我将永远感激他。
因为在那几个月里，
依靠这支小气步枪，
我们捕获了一些野鸽子。
继而做成了一些野鸽肉馅饼。
而肉，
在那个时候几乎是不可能买到的。
你有多少钱？
这是中卫的下一个问题。
我回答说，
我有红十字会的3000元。
其中2000元是欠一家大米公司的。
另外我自己还有3000元。
这些钱都不包括上午早些时候处理的各种款项。
我接到指示，
这些钱任何时候都不能用。
但我必须把它保管好。
每月盘点存货时，
他们都要如数检查这笔款项。
在询问了我的生活状况后，
他又补充说。
不过，
我可以每天使用十元钱，
以支付日常的生活开支。
所有这些询问和回答都被记录了下来。
但幸运的是，
他们再也没有问过钱的事了。
他们让我待在院内，
不要出去。
但也告知我，
禁闭不会持续太久。
有两天，
他们只是在前门口留下了一名警卫来监禁我，
但我们可以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后门。
他们高兴地在前门来来往往。
中国人也都在嘲笑那些愚蠢的士兵。
他们凶猛地把守着前门，
像看守堡垒一样。
在这期间，
我被允许站在门口。
把食物分发给那些饥饿的人。
把牛奶分发给哺乳的母亲和婴儿。
但在几个小时内，
由于战争的原因，
日本人开始打压我们的救援项目。
我们被告之不能再帮助中国人了。
日本人的想法似乎是我们帮助了这些中国难民，
只是对联合国有利。
但如果我们不帮助这些中国难民，
中国人就可能会逐渐相信日本人了。
1000个难民儿童被拒之门外。
5000户人家，
一贫如洗。
5500袋红十字会的小麦堆放在我们的仓库里，
迅速的伸出了象鼻虫和米虫。
我们被命令要驱散250名孤儿。
但孤儿数量太多了，
我们没有这样去做。
日复一日，
我们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向军警提出***。
试图呼吁他们去爱护孩子。
然而，
我们一个星期都没有得到回应。
同时，
我还要再为他们处理这些被军事命令冻结的小麦。
最后，
我被告知市政府将负责照顾这些孤儿，
并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重新指定了一位避难所负责人。
在那以后，
我再没有什么可以帮上这些孤儿的了。
这似乎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恰当办法。
但是，
在新负责人上任的第一天。
一位中国官员对我说，
我必须继续之前的工作，
因为他们觉得我能胜任这份工作的唯一人选。
我拒绝说。
日本人已经禁止我介入任何和救助孤儿有关的工作。
中国官员说，
我根本无需为这个担忧，
并向我保证，
他们很快就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他们故意让报社公开指责并侮辱我是个打着国际******援助的伪君子，
目前已结束这项工作并另谋生计。
以此来蒙蔽日本人。
不管怎样，
如果我没有做这项工作，
孩子们就不得不像日本人计划的那样流落街头，
自生自灭。
我最终同意了。
我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这些孩子。
我提前两周获得了资金。
然后他们好像完全忘记了我们。
新任命的领导只来过这一次。
整整七个月的时间里，
我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可用资金。
幸运的是，
我有埋藏的资金。
一位中国绅士给了我3000元的善后基金。
于是，
我们有了钱。
把这100多个孩子送到家里或送去当学徒。
有一位从日占区到自由区去的中国旅行者，
他把钱留给了我。
一位****牧师，
他负责向教民发善款。
他提议在杭州给我钱。
让我们的教民向他们的教民发善款。
因此，
在一段时间内，
****徒发善款给敬礼会，
敬理会也同样发善款给****徒。
他们之间互相帮助。
这些资金支持了我们七个月。
使我们可以照顾好那些孤儿。
并把他们中的210人送回家里或去一些商店做工。
在那里，
他们至少可以有东西吃。
我们还养了许多头猪。
喂，
给它们吃一些厨房垃圾和一些给难民磨玉米剩下的玉米碎屑。
当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被告知不能把任何手上的东西喂给猪。
我们不能买任何东西来喂猪，
也不能卖掉它们。
然而，
在每个月检查库存那天，
日本宪兵将如实核查这些猪的数量。
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交谈。
饿死三头猪后，
有人告诉我可以吃了。
我询问能否宴请别人。
他们告诉我是可以的。
他们以为我指的是外国客人，
但是我邀请了800名难民。
他们在饿晕之前，
至少还吃了一顿肉。
但是这也只吃掉了两头最大的猪。
剩下了20多头猪没有处理。
我违反规定把猪都卖了。
幸运的是，
他们也都从未提及此事。
我认为这些规矩虽然是由高层人员制定的。
但实际上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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