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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上一节我们谈到了北宋的模刊制度
因为施行的不彻底
于是造成了官员们再任时工作懈怠的毛病
使得各项工作变得因循苟且
因此
我们就需要详细了解一下这项制度为什么会造成官僚系统低效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对的对的
所谓模勘制
最早出现于唐代中后期
模勘二字有着磨练资历和勘验业绩的双层含义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方面考察官员的从政时间长短
另一方面也要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的制度
由于这是针对帝国官员的升迁方式所设的制度
因此至关重要
这项考核的制度虽然放到今天看似仍然合理
可是当时由于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很多偏差
造成了许多弊端
以至于成为改革派的重视之地
北宋初期
由于官员数量较少
所以相关部门在审查官员时
还能做到详细考察官员的能力
工作绩效等等
但是到了宋真宗时期
也就是大约一零零一年左右
那时政局稳定
通过科举和门阴渠道入市的人数很多
当时的官员数量大幅度增长
于是这时审查官员的主要机构审官院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力去逐个详细甄别官员的优劣了
为了更简便的执行官员的考核升迁程序
所以才建立了主要以在任时间长短及所谓年资为升迁标准的模刊制
宋代模刊法要求官员在其规定的任职年限后
提交相关的文件
包含个人工作成绩
上级举荐人的评论等内容供审查
一切看似很合理
因为该制度包含对该官员的绩效施工的评定
可是从保留下来的北宋的所谓考词及上级对该官员的评价中可以看到
大多数的评定结论都是不偏不倚的中
所以这样的考课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已经是形同虚设了
今日我们能读到的史料里记载的大臣大多出身进士高科
而这些名臣们大多是皇帝或是执政大臣们通过所谓的堂厨及高层协商而直接任命的
高层举荐在北宋的名臣中非常普遍
比如王安石曾经受到曾公亮和韩维的推荐
范仲淹也曾受到晏殊的推荐等等
但是有机会受到高层举荐的官员
在整个官僚系统中毕竟是少数
而且朝廷也为了防止举主和被举人形成彭党而威胁皇权
所以对此设置了诸多限制
比如在仁宗年间
就规定了在一年内
大臣们可以荐举的人数应在三人以内
所以对于大多数普通地方行政官员来说
在太平时期既能在现实中容易操作
又较为合理公平的上升通道
便只能是按照摩勘制度获得逐步升迁了
我们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广阔一些
不是局限于朝堂之上少量的几位大臣们身上
而是放眼整个宋帝国的官僚体系
就不难发现
当时宋代的行政区域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了
负责统筹财政
军务的路籍单位就有二十余个
其大小相当于现在的省
具有行政实权的州级单位
比如府
州
军编等州级单位下面的县
以及隶属于州级或县级下的官
镇
寨等地方上的小型行政单位
这些单位在庆历年间大概就有大约一万七千多名文武官员
而这些官员都需要通过中央的审官院
留内权等处进行审核
虽然审查各个官员的行政绩效是必要的
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上看
由于审查官员的单位里人力有限
难以应付大量的文件审查工作
于是只好采取按年资为标准来进行升迁考核
而不再去重视该官员当官时的实际表现和成绩
最终便形成了在实务中
考察官员的绩效流于形式
转官升迁的标准主要还是按年资多寡来决定
当苏轼还在朝为官时
有一次去拜访王安石
当他们讨论到朝政事务
王安石曾说到每个人必须要知道
不可以用不仁不义
或以杀害一位无辜者的方式来得到天下
而性情诙谐的苏轼则开玩笑回答道
对于今天执政的官员们而言
只要可以争取减少半年的摩勘期限
哪怕是让他们去杀人
他们也敢
这段对话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摩勘制度的实情
在这样的制度下
不管是英才还是庸才
一律都只按当官的时间长短为标准来进行升迁
而不管他们治绩好坏
虽然仅仅按年资升迁的做法看似可笑
可是从另一角度看
这个条例虽然不寻明择实
不问官员有财或无能
可这制度也不考虑私人关系
只以任职时间长短为基准
只要任官期限一到就可转官升迁
是一种不带人情色彩
不偏不倚的相对公平的升迁条例
我们
我们到一一一一一t的
可即使在这样相对公平的制度下
仍然会出现人为的不公平
比如沈恒曾在庆历年间担任钱塘知县
他在任期结束后
案例应该签任到泉州去做通判
哪知担任审查工作的一位官员却对他故意刁难
藏匿他的资料不发
以至于他要上告御史才能解决这样的待遇不公的问题
可见由于制度条例繁杂
便可给那些熟悉条例运行方式的省官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
相对公平的制度下尚能造成如此不公平之事
更别说制度本身就设计的不公平的时候了
虽然此制度的最大弊端便是造成了这些冗烂的官员混日子
因循而为
但是也因为摩堪的相对合理性
使其在庆历新政的大潮中得以岿然不动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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