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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代中国的局势
中国在全球国家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它人口众多
潜力巨大
但现实中国家实力却远远落后
这种反差让中国问题在国际上变得尤为突出
特别是在华盛顿会议上
已被摆到世界政治的前台
未来走向尚不明朗
但若想找到合理出路
就必须正视一些基本的事实和原则
我将在后文加以详细说明
但在此可以先简单列出几点
第一
尽管中国目前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极为薄弱
但其文明成就至少不逊于西方
甚至还拥有一些西方文明急需的特质
如果西方为了眼前利益而摧毁这些特质
最终吃亏的只会是他自己
第二
中国之所以长期遭列强欺凌
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中国不自律
而是因为他没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来自卫
第三
当前世界列强中
美国对中国最友善
日本则是最具敌意的一方
从中国角度出发
甚至从英国自身长远利益来看
不再支持日本转而与美国合作是一项积极的变化
至今为止
美国一直支持中国追求自由
但中国要真正获得自由
前提是日本必须受到约束
第四
从趋势来看
中国不太可能短期内摆脱列强在经济上的操控
除非出现两个变化
其一
中国提升自身的军事力量是
其二
西方主要国家走向社会主义
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弱肉强食
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
强者都倾向掠夺弱者
在果中国变得强大
世界或将面临另一场灾难
因此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欧美国家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革
说完这些前提性的判断
我们接下来看中国当下的国内状况
众所周知
中国在经历了几千年皇权统治后
于十一年前改为共和体制
尝试建立现代民主国家
这一转变源于多种因素
我们不妨把目光从更远古的历史一到明清交替之际
将六四四年
这一年
来自北方尚武好战的女真人攻入中原
建立清朝
他们要求汉人男子剃发流变
女子不能缠足
后来出现了一种折中的局面
男人流变
女人依旧缠足
荒谬与臣腐就这样并存下来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在妥协中前行的方式与英国颇有相似之处
随着时间推移
满族统治者逐渐汉化
但他们在衣冠理治方面依然保持独特性
而汉人对其统治始终心存疙瘩
一八四零年至一九零零年间
中国与西方列强多次交战
战败不断
最后在义和团事变中遭到惨重打击
国力衰落
皇室危陷扫地
越来越多有见识的人意识到必须仿效西方进行彻底变革
期间太平天国起义自一八四九年持续到一八六四年
长达十五年之久
英国作家辛伯森
其父曾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估计这场战乱导致中国死伤高达一点五亿人
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一战
清政府虽然在英国军官戈登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军
却也元气大伤
一八九四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中国惨败
一九零零年义和团之乱后
列强联合出兵打击更甚
国难当头
越来越多中国人意识到不能再靠皇帝统治
必须另建新制
但即便到了这一步
中国的变革仍然步履维艰
义和团事件过去十一年
才终于爆发辛亥革命
推翻帝制
建立民国
一九一一年
辛亥革命爆发
这场革命并不算猛烈
精神气质上倒是有些像英国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
主要由孙中山领导
他当时获得南方革命党人的支持
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领导设在广州的军政府
然而清廷还有北洋军撑腰
而这支军队战斗力强强大
很可能将革命势力击溃
北洋军统帅袁世凯此时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他与革命党人谈判
愿意承认中华民国
但条件是由他来出任总统
取代孙中山
这场权力交易获得了各国公使馆的支持
因为袁世凯被视作能稳住局面的人物
也就是他们眼中的铁腕人物
讲秩序
讲武力
不迷信民主自由
在中国
北方一向比南方更重军事
更保守
袁世凯打造的北洋军是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陆军
加上他善于权谋
善于笼络外国势力
一时之间风头无两
袁世凯上台后
临时约法为国会制定宪法奠定了基础
一九一三年
国会开始运作
着手制定正式宪法
袁世凯与国会很快就权力分配问题发生冲突
大多数议员反对他想限制总统权利
但袁拥有兵权
又另辟蹊径
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
掌握财政大权
通过了国会的预算权
实质上违反了宪法
是南方起誓反对他
很快被镇压
袁世凯逐步架空民意体制
实行独裁
他将亲信派往各省做督军
用武力压制南方
逐步建立起军阀体制
看来他的政权可能还能维持一阵子
但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一九一五年
他妄图恢复帝制
自立为帝
引发全国哗然与武装反抗
不到一年
他变得众叛亲离
中病死于一九一六年
据说是死于心脏病
袁世凯死后
中国局势急转直下
他任命的各地督军纷纷割据称霸
不再服从中央调政
这些军阀各自为政
带兵打仗不是为了国家大义
而是为了争地盘抢税源
南北仍对峙不断
战火频发
各省督军自立为王
对中央阳奉阴违
搜刮民治民高
吞并财政收入
连税款不敢撕扣
唯独对外国人控制的项目如严税不敢染制
这些督军虽然表面上是北京任命的
实际上只要安抚住北本省军队就稳坐高位
中央政府几乎名存实亡
经费匮乏
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士兵为了活命就四处抢掠
军阀甚至默认这种行为
自己还会从中分立
日本则趁机在背后操控
只要看出哪方快要得势
就立马暗中支持其对头
维持中国的混乱局面
我在在北京的时候
三位军阀首领曾齐聚首都
坐下来商量怎么瓜分权力和裁员
他们对总统总理毫无敬意
但外国人仍然把这些国家元首当做政式代表
最终中央政府被逼无奈
只好从寂静空虚的国库中挤出一大笔钱来安抚他们
据报纸说总数高达九百万美元
这才把他们打发出北京
其中满洲的张作霖拿的最多
大家普遍认为他是日本的代理人
他拿到的钱名义上是要出兵平定蒙古叛乱
但没人相信他会真这么做
事实上他一直就待在奉天
哪儿都没去
在中国最南端
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权或许值得人们尊重
广州历来是中国激进思想的发源地
一九二零年秋
当地推翻了北洋军在那里的专横统治
建立了一个效率高
方向进步的新政府
并由孙中山出任总统
目前这个政权管辖广东和广西两省
一度他有望统一整个南方
但因北洋军将领吴佩孚在湖南战场得胜
扩张数组
尽管如此
广州政府仍宣称将继续努力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
从各方面看
这个政权理应得到一切支持改革与进步的人们的认可
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
杜威在新共和杂志中撰文肯定了这个政权的成就
并指出他在香港遭遇了英方的强烈反对
反对的原因有二
其一
英方一向不支持激进变革
其二是因为一项由英国卡塞尔少校与旧广东当局签订的卡塞尔协议引发了利益冲突
这种协议在中国不少
一旦生效
英国便可在广东铁路和矿业领域掌握极近垄断的地位
协议原本等待正式批准即可生效
但新政府上台后显然不再认可
于是协议作废
广州政府与美国关系友好也就不难理解
美国芝加哥的商人乔治
香克与新政府签订了一份类似的协议
但由于美方政府并未为其背书
加之香客自身未能筹集到足够资金
这份协议也不了了之
相较之下
英方却继续维护那份原本就带有不公平色彩的卡塞尔协议
这种坚持反映了英方一贯偏好守旧体制
而不愿接纳更为轻聪明有力的新气象
中国目前的无政府状态令人忧心
但也不能被夸大
真正关心中国的朋友应相信
这种混乱终会结束
而把这种局面与欧洲相比
尤其是将其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逐一对比是不恰当的
应当将其视作一个整体
与整个欧洲大陆做对照
一九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泰晤士报就刊出一篇文章
标题是中国危局
十多个政权争斗显得悲观
但值得一提的是
欧洲的政权数量比中国多得多
欧突与仇恨也远为激烈
从军事实力来看
欧洲兵力和武器都更先进
且战争的毁灭性远超中国
康边协定生效以来
欧洲大陆爆发的战火
其频率和烈度都高于同期的中国
如果你实地走访中国
会发现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地区在打仗
而这些战士多为雇佣兵之间的冲突
士兵们对战斗的原因并不关心
只是为钱卖命
就当前的状况来看
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反而比欧洲人更安稳
更多一分踏实与快乐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若要推动真正的政治改革
势必要走向联邦制
把更多权力下放给各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按地域分省治理的
各地人民对本省有着很强的归属感
辛亥革命后制定的宪法带有浓厚的英国宪政色彩
不过是把国王换成了总统而已
然而要想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前提是人口必须趋于同质化
地方情绪不能太重
英国处理爱尔兰问题的经验就是一个教训
在当下的中国
许多主张改革的先进人士越来越倾向于联邦制
他们的设想是把军队
外交和海关事务交由中央管理
其他事务由地方省份各自负责
但眼下要结束军阀割据
实现全国统一却相当艰难
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连军队的基本开销都难以维持
更别说想办法解散各地军队
重新安置士兵
理论上
如果能获得足够的外国贷款用于支付军饷
并为退伍士兵提供新的谋生手段或许还有可能
但问题是
有哪个外国愿意出这笔钱而不附带苛刻条件
牺牲中国本就所剩不多的独立
所以最以忠还是得靠中国人自己另辟蹊径走出困局
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某些军阀如果势力足够强大
又愿意与主张宪政的力量合作
有时也会走上爱国路线以获取更大的政治支持
在中国
舆论的力量不容小觑
有兵在手又能赢得民心的军阀很可能以此为筹码推动某种政局变革
眼下有两位军阀实力最强
一位是张作霖
一位是吴佩孚
是前者在满洲根基深厚
靠日本支持
是当今中国最具保守倾向的人物
后者则以较为开明著称
军事能力也相当突出
前不久吴佩孚以北洋政府名义出兵南下
在长江一带和湖南站稳脚根
成功打压了广州的势力
不过他与广州政府之间是否可能达达成妥协还难难尤
尤其考虑到广州与张作霖处于敌对立场
但若吴佩孚能在其他地区确立主导地位
并促成一部具有约束力的宪法
而中国就会迎来一次喘息的机会
而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中恰就是这样一稳稳定来机间整整体济面貌看
而除了沿海港口和少数几个富矿区外
中国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北京虽有近百万户人口
城区面积不小
但建筑几乎都是一层的四合院结构
城市里看不到电车
火车或公交系统
据我所见
全城能称得上是工厂的地方也就两三根冒烟的烟囱
普通市民要么靠乞讨偷窃过活
要么从事买卖手工活或者混个官差为生
虽然中国的手工艺品十分精致
工艺讲究
但劳动非常耗时
报酬确定
以靠机器流水线生产相比
固然不至于乏味
却更难以改善生活
中国大约七成到八成人口都靠种地为省
南方主要种稻
产茶
北方则以小麦和其他谷类为主粮
南方雨量充沛
北方则通常只能满足灌溉的基本需要
一九二零年秋我到中国时
正赶上北方大旱
许多地区饥荒严重
情况几乎和一九二一年俄国灾荒不相上下
当时俄国的波尔什维克政权态度冷漠
而外国却积极伸出援手
至于中国百姓
大多觉得饥荒是命中注定
就连快要饿死的人也常常抱着这样的想法
土地多集中在地主手里
通常会有长辈分给子孙
这样一来
每个人分到的田地都很有限
仅够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一旦碰上欠收年份
粮食不足
很容易就出现大批人饿死的局面
短期来看
其实是可以避免灾荒的
比如引进科学种植技术
推进植树造林以应对水旱灾害
多修铁路和公路
提升交通
开拓市场
这些都有可能显著改善农民的处境
但若从更长远角度看
倘若生育率始终维持在现在这样高的水平
即便暂时摆脱贫困
下一代又会因人多地少而重蹈覆辙
有些学者指出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中国相当适用
如果任由人口无节制增长
再多的粮食和改善也只够让更多孩子勉强长大
最终依旧是生活困苦
要想真正改变这一局面
只有通过普及教育提高生活质量
可这也面临不小难题
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效率高
财政健全的政府
根本无法承担起教育普及的重任
更别说高水平的教师资源还极为匮乏
连维持最基础的小学教育都显得捉襟建证
除去战争
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商业
另一个是知识
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与强大的武力和先进的装备密不可分
若不是靠军力打赢
中国当初不可能开港通商
也不会接受来自欧洲的思想观念
不过
虽然早期的中西接触是以战争为起点
如今那种敌对情绪已经逐渐消退
多数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仇视
有人可能会说白人带来的都是灾难
但其实这种说法只会在那些偏激
顽固不化的人中间流行
中国人乐于做生意
求知欲也很强
是不是这两点都令西方人感到亲近
你若待他们以诚相待
很容易就能建立友好关系
私底下如此
政治上结盟也是如此
而且我认为中国不但可以通过商业让西方人赚钱
还可以在思想文化上拓展我们的视野
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城市
欧美人通常居住在租界去
那一带道路宽阔
街灯明亮
建筑多是西式风格
商店里摆满了英美进口的商品
而中国人则大多生活在城市的另一片区域
那里街巷狭窄
商铺招牌五颜六色
气味混杂
展现出典型的中国市井风貌
每次从租界走进旧城区
就好像一角跨进了两个世界
旧城区虽然杂乱
却也有一种热闹欢快的美感
而西人生活的区域则显得干净
规整
庄严
带着那种周日上教堂的道貌黯然气息
两相对照
给人一种既亲切又疏离的复杂感觉
租界那边让人觉得安心整洁
旧城那边则虽然更富有浪漫气息
却也充满了拥堵和病患
虽然我很喜欢中国
但每次从西市街区回到中国城区
总会想起自己毕竟是个欧洲人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或许更贴近自然
但未必就更幸福
不过如果中国能切实改善贫困和疾病的现状
我仍然相信他们那种生活更能带来满足感
而英国人的一套反倒不见得让人更快乐
当然
这种说法更多适用于男人
对中国女性而言
现实却是另一回事
在像上海
天津这样的城市
白人数量众多
初到上海很容易有种这和在家有什么区别的感觉
处处是熟悉的场景
所有通商口岸几乎都成了欧洲势力的前沿基地
而且分布极广
不只是沿地区
内陆也有
比如汉口
汉口地处中国中部
长江从此穿过
把中国一分为二
而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原将中国切成东西两块
这两条线交汇于汉口
使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北京到汉口的铁路原是法比合资
后来归还给中国与汉口
浙江的武昌位于长江南岸
计划修建铁路通向广州
目前只通到长沙
长沙同样是一个通商口岸
一旦武广铁路全线贯通
再配合码头改造
广州的重要性会大大提升
相应的
香港的地位可能会有所下降
通商口岸以贸易为主
但在长长江下游和一些矿区
工业化已初露端倪
中国原本就是产棉大国
大部分仍靠手工加工
不过也有一些纺织厂开始引进现代技术
如果用人单位只在乎工资低
纳兰开下的纺织业就真得担心了
因为南中国出产棉花
当地湿润的气候非常适合纺纱
而且劳动力充足
工人吃苦耐劳
不怕长时间工作
所拿的薪水在英国人眼中少的可怜
不过蓝开夏也未必真的要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
毕竟中国若想真正参与国际竞争
就得提高生产效率
推广工人教育
确保工人们能靠工资资过上体面的生活
同时
中国现在还处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
工作条件恶劣
厂主不仁不义的情况并不稀奇
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努力寻找一种不那么残酷的工业发展路径
但眼下他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一种特别的地位
这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没有世袭贵族了
历代掌权的多是通过科举考试选出来的读书人
因此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上一直享有类似贵族的权威和声望
虽然传统的教育体制已迅速瓦解
现代大学教育逐渐取而代之
社会上仍普遍尊重有学问的人
舆论也多听从那些有知识背景的人的意见
不过这种影响力对军阀并不起作用
像张作霖那样的地方势力
很多人出身草莽
过去当过土匪
对文化人根本不屑一顾
但也正因如此
他们的政权根基薄弱不稳固
相比之下
少年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少年中国指的是那些在国内外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一代
他们既有眼界又有理想
人数也在快速增长
很可能成为扭转中国命运的重要力量
只要在未来十年里
列强不横加干涉
中国的复兴也许就落在这代代人肩上
要真正理解少年中国的潜力
必须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态度
我大部分时间都和这类人交往
对他们的想法也有一定了解
中国的社可以明显显出出代代的差别
上一辈人走的最早
他们在儒家传统中成长
又艰难的挣脱了那套思想的束缚
常常孤独又挣扎
而新一代则不同
他们成长时身边就已经有了现代学校
能接触到全新的思想世界
有教师引导他们反思家庭传统
鼓励他们直面冲突
不再避讳争执
老一辈人大多在三四十岁上下
他们在精神上经历过与传统的斗争
也接触了西方的理性主义
自由主义思想
比如达尔文
密尔等人的观点
他们在年轻时被灌输的是封建儒家价值观
现在却要努力挣脱那些旧观念
转向科学与现代伦理
这种思想转变并不轻松
要他们像普罗提诺那样的理想主义者突然转而尊重亨利
福特那样的实业家不是件如意事
他们要付出巨巨大的精神努力才能从传统中走出来
而当我们看到他们脸上那种疲惫感时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已经打赢了一场思想上的战争
这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至于创新的经历是否还能持续
那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绝不能简单的以为一个聪明的中国人只是靠模仿才掌握了西方文化
或许有些平庸之辈
特别是那些信了基督教的
会对西方一味照搬
但真正才华出众的中国人不是这样
他们虽吸收了西方文明
却始终保有批判精神
他们还是中国人
保留了中国式的真诚和朴素
相信道德的感召力
并以此感染他人
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被工业文明彻底侵蚀
不会像西方那样把观点当做商品四处叫卖
他们不搞报纸炒作
不靠标语广告
不用某某广点震撼人心这种套路来宣传自己的理念
他们不欣赏那种冷酷和嘲讽
也不喜欢无意义的热闹与喧嚣
这些人摆脱了传统教育中根深蒂固的偏见
虽然新观念还在形成当中
但他们的头脑已经打开
能够冷静理性的思考问题
实事求是的判断是非
而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在保持前辈那种真诚与理性的同时
又多了几分信心和活力
他们不像前一代那样一路艰辛的反抗旧观念
而是在更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自小就接触西方思想
自然的接受了新知
心理不需要经历剧烈的思想挣扎
多数人是在本国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从中国老师那里学到西方知识
这种方式让他们少了距离感
也没有那种被迫接受的排斥心理
即使是出身守旧家庭的孩子
也不再被父母的权威压得喘不过气
和长辈之间的冲突远没有上一代人那么尖锐
他们不仅从课本中学东西
也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中国传统对长辈的过度崇敬问题
这一代年轻人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真正的希望
我相信当他们经历更多磨练
熟悉人情世故之后
有能力引导整个民族的思想朝着更成熟
更亲明的方向前进
中国自古以来有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认为提升个人德行比掌握物质世界更重要
这种思想来自儒家
在农业社会背景下其实并不算错误
即便在西方
像卢梭
约翰逊博士这样的思想家也不会否定这一点
可以说边境主义者之前的大多数西方人其实也赞同这一看法
但如今的西方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几乎把技术效率当成万能标准
反倒觉得道德不过是空洞口号
比如说军舰的存在就很好的反映出这种心态
我们在描述飞机投弹
毒气实验
城市毁灭时
总是带着一种既害怕又兴奋的情绪
表面上看我们在震惊于破坏之大
实际上却是在为科技的突破而感到陶醉
科学已经成了西方世界的信仰之神
就像圣经约伯记里那句祷词
他虽杀我
我仍信靠的
只是今天我们信的是科学
而科学确实可能杀了我们
中国人却不是这样
他们的问题正好相反
他们往往以为只要心存诚意
事情总会顺力解决
比如美国人佘伏羲曾在一九一九年于英国驻华使馆演讲
讲的是中国林业的前景
他指出
中国大量荒地其实很适合种树
不必再从国外进口
铁路枕木
而在高地山区造林还能缓解水患
然而哪怕是最有改革意识的中国人对造林也提不起兴趣
因为他们认为种树这事和修德没什么关系
按照儒家的观念
树该种在坟边
所以很多地方只有坟地附近有树
如果儒家示威
连这些树也会被砍光
而那些真正胸怀国家理想的中国青年往往跑去西方学政治理论
忽视了林业工业这些琐碎问题
他们回国后面对军阀随意解散议会
架空宪政的现实
却发现西方教科书根本没教他们怎么应对这种局面
我们教授的政治学知识是基于西方经验的
而我们林业工业的知识才是真正可以推广到全世界的
但中国学生偏偏更热衷于那些复杂的政治和抽象的经济学理论
而这些知识只有在经济体制成熟的地方才真正有用
不过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实际上
科学才是中西知识体系分野的关键所在
哪怕是最现代化的中国人
也总想在白人国家
尤其是美国那里寻找一种道德替代爱品
用来取代孔子的伦理教诲
他们还没有明白一件事
普通人的道德观在世界各地其实差不多
道德如果走了极端
到哪里都会变坏
只要发挥他该有的作用
无论中西都是有益的
如果真要说差别
可能只是西方人因为掌握更多技术反而能做出更大的坏事
所以中国人真正需要学习的不是我们的道德
也不是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政治箴言
而是科学技术本身
嗯
是他们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学到西方的知识
而不盲目效仿西方那一套冷冰冰机器般的逻辑和制度
我所说的机器规矩里
他能表述的还不够清楚
这个观念不仅存在于帝国主义者的逻辑中
也渗透在布尔什维克思想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行动理念里
他和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有根本差别
在我看来
这种观念极具破坏性
他把人看成一种可以随意加工的原料
仿佛只要掌握了某种西方式的科学方法
就能把人按照我们的意愿雕刻成各种模样
这种观念背后其实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热忱
坚信西方人有责任强迫其他民族接是我们的世界观
在他们眼里
理解万物不需要直觉
不需要沉思
靠意志和技术就能看透一切
这种态度无论是体现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
还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斗争
亦或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教化模式
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容易被帝国主义那一套所迷惑
但却常常受到布尔什维克学说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
这两种力量分别向他们灌输了两种信念是一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
二是相信冷水澡和哑铃操能提升道德与国力
在西方社会
奉行这些信条的人往往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所有没有皈依的人
并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方式就是传播某种教条
这种机器规矩观的核心就是信仰制度
抵制自然
虽然他的根子很老
像许多宗教信仰一样古已有之
但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
它的形式变得更机械
更具压迫性
中国古人早就对这种思想提出过批评
道德经里的老子就明确反对这种人为强制违背自然的倾向
他的学生庄子则用一个预言尖锐的讽刺了人为雕饰的弊端
他说马本来能才学堂大霜御寒饮水
自由驰骋
这是他的本性
可一旦遇上自称懂马的伯乐
就要被烧毛割蹄
加龙套系缰绳
还要被饿着赶着
前有绊角之物
后有鞭策之苦
死掉的马比活下来的多得多
陶公说自己能把泥坯做的方正合惧
木匠也说能让木头去指何度
但陶土和木头本来并不愿意被这样塑形
可到了后来
人们还纷纷称赞这些手艺好的人
这种强行加工本性被毁的方式
其实正是治理国家时最大的错误
在庄子眼中
巴马变得合规合矩的代价是毁灭他的本真
而在人类社会
最终把人改造成标准产品的代价也正是生命力和自由精神的流失
这正是机器规矩观的荒谬与危险所在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创立者
庄子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传承者之一
虽然后来儒家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体系
道家在政治上的地位示威
但庄子笔下的那种思想深意早已渗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气质
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情
也正因为如此
中国人普遍显得更温和
更有包容性
更善于体察和理解别人
而与之相比
西方人在性格上则显得更具攻击性
是更倾向于干涉和改变他人
就像中国人看待西方人时
往往像在看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
带着一种好奇而幽默的态度
他们会观察你是否吃草
喝水
翘脚而立
也会对你的怪异举止报以会心一笑
他们没有基督教青年会那种改变他人生活方式的强烈使命感
也没有西方人那种试图给猴子穿上硬挺衬衫塞进裤子再放进动物园里供人观赏的欲望
中国人不仅对外人包容宽厚
对自己人也一样
比如清朝灭亡后
虽然建立了共和国
但并没有像法国或俄国那样处决皇帝
而是给末代皇帝保留了头衔
让他继续住在故宫
还每年发放相当于六十万英镑的生活费用
皇帝身边照旧有太监和文武百官
但早已没有任何实权
这样的安排体现了中国人的温情
分寸感与体面处理
你与中国人交谈时会发现他们不是想要改变你
而是努力去理解你
他们或许带着调侃
或许带着赞赏
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掺杂着理解与宽容的情感
他们说话时常带点含蓄的幽默
让人觉得舒服而自在
我在北京时
一位朋友向我展示了一些些绘画作品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画着鸟的画卷
有的描绘秃鹫在空中盘旋俯冲
准备捕食
有的画鹰栖于枝头紧抓树干
有的则是瘦小的鸟单足立于雪地之上
神态寂寥但坚韧
这些画作都蕴含着深深的体恤之情
而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也正是这样的一种体恤姿态
这种性情是尼采氏强权美学的反面
温柔却不软弱
细腻而有力量
可惜的是
这种美德在战场上难以发挥作用
反而让中国在面对列强的禁逼史屡受打压
但在我看来
这种柔和敏感
美感与人情交融的民族特质
比起充斥暴力与粗瞒的西方文明更值得珍惜
西方人在践踏这些品质的同时
其实也在破坏一种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英国亥学家阿瑟
牟隶翻译过唐代诗人陈子昂的感喻诗三十八首
其五
译名商人
这首诗道出了中国人对西方市快智慧的清醒洞察
也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超然精神和深远境界
不人精巧之
与道若同盟
轻度相夸尺
不知身所终
忽见深所终
忽见深夸中
焕然移天地
成化入无穷
我真心希望那些自诩为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人能对这位玄真子抱有一点尊重
但我也知道这几乎不可能
所以在思考远东问题时
我们必须另寻他法
走出文化优越感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