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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
8。
有一次寒假里，
父亲歇武，
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
不小心火匣子掉在炉盘里，
年糕掉在火炉里，
乒乒乒，
闹得好响，
我们闯了祸，
不顾后果，
一溜烟都跑了。
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
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
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
不见却不敢问，
因为刚刚饭后，
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
父亲再忍笑，
却虎着脸，
年糕原来给扔在自纸篓里了。
母亲知道了，
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
可是爸爸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
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
记得有一次，
也是大冬天，
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
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
我们就想做冰激凌和父亲商量，
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激凌。
父亲说，
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
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激凌的桶，
我常插一手帮着做，
所以也会。
只是没有材料，
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
在旱船就是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
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
铁桶里的冰激凌总也不宁，
白赔了许多盐。
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
父亲说有三个办法，
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
二是到厨房的灶汤里去做，
那就瞒不过母亲了，
三是到父亲房。
间的火炉边摇去，
我们采用了第三个方法，
居然做成，
只是用的材料太差，
味道不好。
父亲助兴，
尝了一点点，
母亲事后知道，
也就没说什么。
一次，
我们听父亲讲叫花子偷了鸡怎么做叫化鸡，
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个鸡蛋，
又在冻冰的咸菜缸里偷些菜叶，
裹上涂了泥，
做成一个叫化蛋。
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里烤，
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灰里烤，
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捡些枯枝生个火，
把蛋放在火里烧，
我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
这化蛋倒是大成功，
有咸菜香，
可惜一个蛋4人分吃一口，
两口就吃光了，
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
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
从前有一种。
捕文登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
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碧已有八九岁，
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
我是幕后把关的。
朱罗莎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
尤其那种半透明的兽蚊子，
我得目光四扫，
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寻看好几遍，
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家里孩子逐渐长大，
就不觉热闹而渐缺冷清了。
我大姐在上海起名教书，
她是校长嬷嬷宠爱的高足，
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
我三姐最美而身体最弱，
结婚较早，
在上海居住。
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爱次只差一岁半。
最小的八妹小我11岁，
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
我已经不贪玩而贪看书了。
父亲一次问我，
阿季，
三天不让你看书，
你怎么样？
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父亲笑说我也这样。
我觉得自己生做父亲的朋友了。
暑假里乘凉的时候，
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
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
他常吟故人笑比中庭树，
一日秋风一日疏。
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
虽然常有朋友来往，
我觉得他很疲劳，
也很寂寞。
父亲50岁以后依次对我说。
阿济，
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
我现在想通了，
要退就退，
不必等哪年哪月。
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
他的血压在升高，
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神话，
父亲又不信中药，
血压高了就无法叫他下降。
他所谓退休，
无非减少些工作，
加添些娱乐，
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
古董或小玩意儿。
他每次买了好板子的旧书，
自己把卷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
叫我用干的白丝线双线床钉。
他爱整齐，
双线只许平行，
不许交叉，
结子也不整外露。
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
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
我常去翻弄。
我说，
爸爸，
这又打入冷宫啦，
给我吧。
我得的玩意儿最多，
小弟弟有点羡慕，
就建议放咽口，
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了一整套古钱，
每一种都有配旧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
一次父亲病了，
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
就叫我把古钱一和和的搬到床上玩弄，
一面教我名称，
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
如铲刀钱、
胯子钱之类。
我心不在焉，
只想怎样能剃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考大学的时候，
清华大学刚收女生，
但不到南方来招生，
我就近考入东吴大学，
上了一年大学，
得分科老师。
他们认为我有条件读理科，
因为我有点像父亲嘲笑的低能，
虽然不是每门功课100分，
却都平均发展，
并无特长。
我在融洽而忧郁的环境里生长，
全不知世事。
可是我很严肃认真的考虑自己该学什么，
所谓该只最有益于人，
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
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
所以羞于解释。
父亲说没什么，
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我却不放心，
只问自己的喜欢对吗？
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
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敬，
就是自己最适宜的，
我半性。
不幸，
只怕父亲是纵容我。
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
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
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
较好的是法律科和政治系。
我选读法律，
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
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
积累了经验，
可以写小说。
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
却竭力反对我学法律，
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
坚决不要我做帮手，
况且我能帮他干什么呢？
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
在当时的社会上，
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
我就改入政治系，
我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
敷衍过去，
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
渐渐了解最喜欢的学科原来并不就是最容易的。
我在中学被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
而熟途还生印在脑里。
我既不能当医生救治病人，
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
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尽的途径，
尽我的一份力。
如今我看到自己忧而无知，
老而无成，
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的要求自己，
不禁愧自笑。
不过这也足以证明，
一个人没有经验，
没有学问，
没有天才，
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
尽管有志无诚。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
好比宝塔结顶，
不出国留学就是功亏一篑。
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
父亲有时跟我讲，
某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
全力以赴，
供不应求，
好比孩子给强途掳去，
做了人质，
游人勒索。
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
父亲常说，
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
外国人不懂什么清贫，
穷人就是下等人，
就是坏人，
要赚外国人的钱，
得受尽他们的欺侮。
我暗想，
这又是父亲的偏见，
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
父亲自己不就是穷学生吗？
也许是。
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
孩子留学等于做人质的说法，
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
我在大学3年的时候，
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维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
每年还需两倍于学费的钱做假期间的费用和日常的零用。
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
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
可是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
一是忌其做人质的话，
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
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
我系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
而且都有学位，
我不觉得一个。
强学位有什么了不起？
我想，
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
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
宁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我告诉父母亲，
我不想出国读政治，
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
后来我考上了，
父母亲都很高兴。
母亲常取笑说，
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
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