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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南京政府权力的更迭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段期间
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
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在这期间
国民党高层不仅重新分配了权力
还改组了派系关系
同时对日本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由原先的绝对不抵抗转变为既抵抗又交涉
而一二八事变也正是在这时暗中萌发
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这一举动激起了国民党内部宁派和粤派的纷争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
两派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顶点
双方在湘南地区部署军队
准备展开决战
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到来
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外抵抗的呼声日益高涨
这种情势迫使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发生了变化
宁派和粤派开始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
宋庆龄提到
由于国家面临的危机和民众的期望
宁粤各方已暂时停止内部争斗
寻求和平统一
在九月二十四日
蒋介石通过信使向粤系的汪精卫等人传达了信息
提议结束对立状态
恢复国家统一
经过一系列讨论
各方决定在上海举行统一会议
于是在十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宁粤各派别的统一会议拉开帷幕
经过连续七次的协商
会议于十一月七日闭幕
虽然在对日外交政策上达成了初步共识
但在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改组问题上
尤其是关于蒋介石的留任问题
各派之间争论激烈
未能就召开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达成一致
最终宁粤双方决定分别在南京和广州各自召开四全大会
之后在共同举行四届一中全会
以建立统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上海统一会议实际上是各政治派别就中央政权和党权问题展开的首次直接较量
在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期间
蒋介石方面在南京召开了四全大会
而在同月的十八日
广东方面也在广州召开了自己的四全大会
然而由于广东派内部政治见解分歧
权力争夺激烈
会议中争吵不断
最终导致了汪精卫派和再造派的分裂
到了十二月三日
汪精卫派在上海另行组织召开了四全大会
这样一来
南京
广州和上海三方都各自选出了所谓的中央执行委员
蒋介石试图邀请广东和上海两方的中央委员到南京
以便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然而
以胡汉民等人为代表的广东方面临时中央却坚持要求蒋介石下台
在十二月五日
广东方面更是通电全国
要求蒋介石下野
并解除其兵权
否则他们将拒绝前往南京
这一系列事件使得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了困境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蒋介石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民众愤怒
他因此他受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猛烈抨击
抗日反蒋的声浪日益高涨
社会中坚势力也纷纷转变立场
与此同时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首次围剿被红军成功击退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又对他施加压力
要求他交出政权
面对这样的形势
蒋介石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经过一番精心布局准备重新掌权
最终在十二月十五日
他宣布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蒋介石退位之后
蒋 汪 胡
孙各党派的中执委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这段时间里
于南京举行了四届一中全会
此次会议做出了重组国民政府的决定
并选举林森担任政府主席
但他不负责具体事务
同时
会议还推举孙科和陈铭枢分别出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长
而行政院下属的各部会首长共十二人
其中粤派人物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比例
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孙科等人在南京进行了就职宣誓
而陈友仁则接替了顾维钧的外交部部长一职
然而孙科政府却四面楚歌
蒋介石在一旁虎视眈眈
随时准备将其推翻
自己重新执政
黄埔系的军人们步步紧逼
犹如高悬的利剑一般逼人
江浙地区的大资产阶级们则拒绝与政府合作
导致当局财政状况陷入重重困境
同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
为推翻孙科政府暗中布局
此时日军在辽西的攻势愈发猛烈
锦州城岌岌可危
而上海及长江下游一带
日本海军的活动也愈发频繁
不断发起挑衅
淞沪地区的战争一触即发
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掀起了新的高潮
就在孙科宣布就任行政院长的当天
数千名大中学生在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示威活动
他们冲击了国民政府等重要机关
孙科政府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束手无策
孙科政府所面临的最严峻且紧迫的问题便是与日本的关系
然而该政府却未能肩负起团结全国共同抵御日本侵略的重任
尽管孙科本人并不赞同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
他坚决主张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抗击日本的进攻
在一月一日
外交部长陈友仁代表政府发表了宣言言
旨在消除战争灾难
保卫国家主权
并命令张学良坚守锦州
积极抵抗
但遗憾的是
孙科政府缺乏实际力量去执行抗日政策和措施
也无力扭转国民党高层占主导地位的对日不抵抗倾向
一月五日
孙科在与中外记者讨论对日政策时
流露出对无法否定不抵抗政策的无奈
他指出
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外交
前政府已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而非军事手段向国联求助
然而是否继续或调整这一策略
行政院并无决策权
需听从中政会的指示
但当时中政会已陷入停滞状态
在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下
孙科于一月十四日成立了中政会特别委员会
以代为处理中政会的政务决策
十五日
该委员会就对日外交问题进行了讨论
决定采取坚决态度捍卫领土主权
并积极筹备应对国家危机的会议
十八日
孙科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上阐述了对日政策
主要包括继续向国联申诉
请求美国发起新的华盛顿会议以解决中国东北问题
坚持不撤兵
不交涉的立场
并宣布与日本断绝关系
在孙科政府的外交政策中
向国联申诉以制裁日本
不撤兵不交涉的立场与蒋介石的政策相系
并召开第二次华盛顿会议和与日本断绝关系则是新的主张
然而与日本断绝关系只有在实行对日抗战的同时才有实际意义
否则只是空谈
而寄望于美国发起第二次华盛顿会议则解决东北问题
则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绝交的主张一经提出
立即引发了蒋介石
汪精卫等人的坚决反对
嗯
他们并不赞成与日本开战
尽管蒋介石身处奉化溪口
但他一直紧密关注着南京的形势变化
一月十一日
在武岭学校的讲台上
他明确提出了对日的四不方针及不绝交
不宣战
不讲和
不订约
他批评那些主张绝交和宣战的声音
认为这些做法是将国家置于孤注一掷的境地
是缺乏深思熟虑
不明了利害关系
不负责任的轻率言论
蒋介石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应与日本绝交或宣战
主要基于三个理由
首先
中国的外交策略尚未穷尽
国家自卫能力也远未充实
在此情况下与日本断绝关系或宣战
只会为日本提供肆意形式的借口
是中国丧失在国联盟约
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中的权益
此举不仅可能破坏公约所维护的和平
更可能让中国承担破坏和平的责任
从而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其次
中国的国防力量仍然薄弱
一旦给予日本绝交或宣战的口实
沿海及长江流域可能在短短三日内遭受敌军的蹂躏
这将导致全国的政治
军事
交通和金融体系陷入瘫痪
最后
蒋介石认为即使仅仅是断决外交关系
也会使日本更加肆无忌惮
因为两国一旦断交
即被视为敌国
对方将不再受任何限制
在中国尚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与日本开战势必会失败
蒋介石的这些观点
实际上是他不抵抗政策的公开体现
他将绝交与宣战看得过于绝对
同时他坚持的不定割地之约和不迁丧权之字原则
在不抵抗的政策下
最终可能导致屈辱的妥协和损害国家利益的城下之盟
汪精卫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城下政策
他反对孙科和陈友仁提出的与日本断绝关系以及召开第二次华盛顿会议的建议
他认为对日本的外交策略需要谨慎行事
不可过于激进
而且他认为九国公约会议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期间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杭州举行了会谈
两人一致反对孙科和陈友仁的外交政策
到了一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南京励志社召开了中央特委会会议
讨论外交政策
除了孙科和陈友仁
其他人都反对与日本断绝关系
他们认为陈友仁的外交政策脱离了国情
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做法
绝对不可行
陈友仁坚决抵抗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压力
坚守自己的立场
在二十五日
他在上海公开宣布辞职
并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强烈批评
他指出
正是由于蒋介石持续倡导的消极不抵抗策略
才导致了锦州的失守和中国军队全面撤至关内
他详细阐述了主张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的起因和意义
坚信这是贯彻和会所制定政策的必要举措
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进而推动华盛顿条约九国以及凯洛格非战公约的签署国召开会议
寻求东三省问题的解决之道
他还揭露了蒋介石将断绝外交关系视为绝路的指责
这无异于向日本军阀明确表示
中国将始终不进行任何抵抗
蒋介石的态度正是其消极不抵抗政策的必然理论结果
孙科政府的垮台
象征着孙科和陈友仁推行的外交路线走到了尽头
随后蒋介石与汪精卫携手在南京建立了新的政权
他们采取了一边抵抗一边协商的对日方针
这一阶段的政权更迭和日本政策的调整
生动的展现了国民党内的权力博弈和错综复杂的局势
各个派别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对待日本的政策上争论激烈
而国家的未来却在这场纷争中变得愈加岌岌可危
孙科政府虽倡导抗日
却因实力不足而难以实施相关政策
与此同时
将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出于对个人政治利益的考量
坚决推行不抵抗政策
反对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及宣战
导致中国在日本侵略面前陷入被动境地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是在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诞生的
它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其中的抵抗显得颇为有限
被动且局限于特定范围
其真正目的在于达成妥协
而交涉则是直接寻求妥协的途径
妥协构成了这一政策的核心与精髓
嗯
尽管相较于绝对不抵抗政策
此政策有所改进
但由于其本质上仍以对日本的妥协为基础
因此并未从根本上摆脱不抵抗政策的框架
只是在新的环境下呈现出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形态
1们汪精卫所倡导的两面政策与蒋介石的四不方针在本质上虽无显著区别
却也存在细微差异
在两面政策中
明确将一面抵抗作为对日策略的一部分
这一点蒋介石在之前并未明确提及
汪精卫深谙政治欺骗之道
将抵抗元素融入政策之中
此举对稳固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大有裨益
同时他又将一面交涉提升到政策层面
位于日本的和解铺平了道路
这实际上是对九一八事变时期国民党坚持间接交涉
拒绝直接交涉立场的一种修正
然而汪精卫所倡导的抵抗并非真心抗日
他口中的抵抗实则包含两种情况
其一是在所谓的最低限度以下
我们会拒绝
这便是他所谓的抵抗
然而这个最低限度始终未曾明确公布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
即便是日本占领了东北
华北甚至上海周边地区
也未曾触及他所说的最低限度以下
这实质上是一种长期抵抗的策略
只要日本侵略不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抵抗
便可维持这种表面的抵抗及实质上的不抵抗
另一种情况则是与交涉并行的抵抗
即在军事上进行抵抗
在外交上进行交涉
然而这种抵抗仅仅是交涉的附属品
其真正目的在于为达成妥协创造有利条件
当日本侵略者引发上海一二八事变
淞沪战争首次爆发之际
南京的蒋汪政府始终贯彻边抵抗边交涉的策略
在这场战争中
虽然国民政府军队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抵抗意志
但同时也积极与日本方面展开交涉
希望通过外交谈判来化解危机
这种行动方针折射出国民政府在应对日本侵略时所面临的复杂心理困境和艰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