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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律师们发现了无法证明我在伪满不是个傀儡的时候
布雷尼克律师首先声言
他要使我丧失我证人资格
他明白的说
我的证言基础既然是说我的行为出于被迫
那么他如果证明了我的行为实非被迫
就推翻了我的证言
宣告我是个说话不可靠的人
因此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
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的泄露出去
就在他一系列的逼问下
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法的困境
我在法庭上的其余六天
真像俗语说的
是过了六天的热汤
布雷尼克律师开头先让我确认一些事实
我退位后仍保留着帝号
我历史曾有过一次复辟
我说是张勋搞的
我曾因民国当局不履行优待条件而不满
我说不太知道等等
然后又为了给他的某种逻辑创造前提而拿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无中生有的历史叫我承认
一九二四年满洲不是土匪横行吗
一九二四年满洲治安混乱
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权益而必须出兵吗
那时不是俄国侵略北满吗
张作霖
张学良的统治之下算是善政吗
我一律回答已不知道
但是他仍然不放松
像连珠炮似的放出了一连串问题
是不是可以说
当时满洲如果没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
是可以统治好的
我说
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
与满洲国情形根本不同
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情形不够理想
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
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实行善政的理想
啊
请再说一遍
我没听明白
他又说了一次
这种事情嘛
我连想也没想过
证人对满洲的情况一向是如何了解的
那很难说
可能有各种方式
比较经常的呢
看不看报纸呢
报纸人人看的
当时报纸上的满洲消息
治安情况如何呢
隔了那么多年
我怎么能记得
那么
你看过李顿报告书吗
记不清了
三百年前
你的祖先不是想到中国建立王朝的吗
那是因为明朝已经处于混乱中
吴三桂邀请满族入关的
郑人没想到过自己复辟的可能性吗
我没这种想法
我想要的
是要以人民的幸福列为第一位
一九三一年以前
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希望复辟的话吗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我想
似乎没向任何人提过
究竟是说了还是没说
忘了
是有说与没说的两种可能吗
我记不起来的事儿
我说不出来
在我步步设防之下
第二天
布雷尼克把问题追到我为了当皇帝曾派郑晓旭和板垣办交涉的事上来了
在会见板垣之前
为了商量让证人当上执政或者皇帝
曾派郑晓旭和罗振宇去找板垣吗
根本没这回事
连执政都是后决定的
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当时罗振宇是什么身份
私人朋友
没有身份
他作为你的代理人
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问题的发言权呢
他个人行为
我不能负责
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
他是听了罗振宇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不记得了
也许罗振宇说过
但他不能代表我
我开始感到了情势越来越严重了
我料想
很可能是郑孝旭和罗正玉之留留下什么文字
落到日本人手里
现在又转到律师的皮包中
但是我没有料到
还有比郑孝旭之留的文字更对我不利的东西已到了他们手里
这却是我自己亲笔写的证据
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之后
在汇捐版垣之前
你曾给日本政府高级官员两封信
希望复辟
是事实吗
自从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虽然我还是有没有这一回事一推了事
但是我知道
危机到了
我心中慌乱起来
我要在庭长给律师决定校验证据实物的时间
就是下午到来之前
努力扎好阵脚
所以
当他们在反讯问中提出了就任执政的动机
我就又说了一遍
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以图谋恢复失地
我又说
我接受了版垣的要求
到了长春
我又想出一个新办法
就是伪装自己
取信日本人
以便能掌握军队
这是个冒险的办法
能成功则为爱国者
否则身败名裂
这时
布雷尼克忽然又出我意料的提到从前庄士敦介绍英国记者伍德海做的一本书中的记载
说
我在长春时告诉过他
我是凭着两点理由而就人执政的
一是由于民国当局毁弃了优待条件而生的仇恨
一是由于清朝让政之后二十年来民国搞得很糟
因此我要出来改变这种局面
以救民于水火
这也是是有其事的
现在律师根据这本书证明
我现在是对法庭撒谎的
我听了
慌忙说
伍德海的事儿我全不记得了
但是可以肯定那会儿是反宣传
因为我在那样的环境下
如果不对日本人做出那种欺骗来
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法庭的空气逐渐的紧张起来
到了下午
当那个证据
我给南次郎的亲笔用黄卷写的那封信被拿了出来
而且传到我的手要我辨认的时候
这种紧张就达到了极点
而我的神经也快要拉断了
我把那黄绢一下子扔到地上
并大声嚷起
各位法官
这完全是捏造的
上面的宣统约墨也是假的吗
布雷尼克似乎有点紧张
完全是假的
这时候最高兴的是检察官凯南
我现在心里对他真的是充满了歉意
立即提出
这封信应当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
亭长同意了这个要求
弗雷尼克显然不甘失败
他又追问我
这是谁的笔记
我说不知道
是不是附属人郑孝旭写的
我说不像
而且他签字也是假的
硬件归谁管
我说
小硬件在我手里
这个上面盖的是大的
我不知道
在天津
我是个平民
我没有盖过皇帝玉玺
这时我暗暗庆幸
幸亏中国皇帝向来没有那种签名的外国规矩
在天津用过皇帝的皇纸写信吗
我说
向来用中国普通信纸
我又庆幸
中国皇帝向来不使用那种带着皇冠徽号的御用信柬信封
他问来问去
不得要领
于是使出了他的杀手锏
一九三一年
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
你知道吗
这简直是像我的要害刺来了
布雷尼克大概看出了这种战术的效果
也许是太控制不住自己
所以后来他竟对我直接咆哮起来
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
可你也是一名战犯
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立敌行为的人吗
这正是我最最担心的
正是我掩盖某些真相的根本原因
但是我越是担心
越是把一部分掩盖的严密或者歪曲的不像样
同时
我越是觉得没有办法应付他的追问
反而越是有了办法
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说什么我也是那几句不知道
记不得
记不得
不知道
前后有六位律师上阵
都想尽办法的打算叫我认输
可都在我的不知道
记不得面前弄得束手无策
他们曾拿出了庄士墩的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
说我预先就告诉了庄士敦要去东北
依然不能改变我的答案
他们翻来覆去的询问我是不是在受着威胁
是不是与某方做了某种协定
他们再次用理盾调查报告书上的材料证明东北从前有图肥
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讲得通的道理来说苏联对满洲的侵略
以便根据某种特殊的逻辑
使我得出满洲民众有妄治之心
我有治乱之意
日本有出兵之权
总之
我的回答有真有假
日们的问题也有是有非
质问和答辩乱成一团
不得结果
后来法庭庭长说
问题既然在于我当时是不是傀儡
而我为什么要当傀儡
就没有再问的必要
因此
虽然后来原告被告双方都有专家进行了黄卷上的笔迹鉴定
根据庄士敦书上我写的一个扇面的照片
而且据说得出了两种不同的时果
可是法庭没有再给继续争辩的结果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第八天凌退庭的时候
检察官照例的问我下次要谈什么
这时我想起还漏了一件事要说
就声明我还要谈谈日本天皇的问题
可是这次退庭之后
就再没有召我出庭
关于南次郎那封信的问题
在一九五三年以前
我只对五妹夫悄悄的说出过事情的真相
其余的人
无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
我对谁也没有坦白过
一九五三年
我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自动做了交代以后
曾在东京法庭上被我严密的封锁起来的内心世界
逐渐的全展露出来了
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然而也是一个获得新生的
通向我今天的幸福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