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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姑母。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
令姑母英语先生也是人们熟知的人物，
我们也想了解他的生平。
因于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遇害，
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他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
而不了解他晚结彪炳，
这点是需要纠正的。
如果您有意写补唐先生的传记，
可一并写入其中。
杨英鱼是我的三姑母，
我称三伯伯，
我不大愿意回忆他，
因为他很不喜欢我，
我也很不喜欢她，
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
我都不大知道，
可是我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银鱼，
穿着高跟鞋，
戴一副长耳环。
这使我不禁哑然失笑，
很想看看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模样，
认识她的人愈来愈少了。
也许正因为他和我感情冷漠，
我对他的了解倒比较客观。
我且尽力追忆，
试图为他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
我父亲兄弟姊妹共6人，
大姑母最大，
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
大伯父在吾辈学校因试炮失事去世。
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病去世。
二姑母和三姑母都比我父亲小，
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
常年住在我家。
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
祖父母十分疼爱，
他们认为二姑母、
三姑母都丑，
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
也没人理会。
姊妹俩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父名求见岑，
是无锡小有名气的才子，
翻译过卖考来的约翰生传。
这个一本中书曾读过，
说文笔很好。
据我父亲讲，
二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
错在二姑母。
我听姐姐说，
二姑母嫌丈夫肺病，
夫妇不和，
反正二姑母对丈夫毫无感情，
也没有孩子，
分离后也从无烦恼。
她的相貌却也不美。
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
我堂姐杨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国留学，
合照过许多照片，
我大姐也曾有两张三姑母的小照。
可惜这些照片现在一张都没有了。
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
双眼皮，
眼睛炯炯有神，
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
牙也整齐。
他脸型不错，
比中等身材略高些，
虽然不是天足，
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
我曾注意到他是穿过耳朵的，
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
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
她不令人感到美，
可是也不能算丑。
我听父母闲话中讲起祖母一次当着三姑母的面，
拿着她的一张照片说。
瞧他鼻子向着天。
他鼻子有上痒的倾向，
却不是鼻燥向天。
三姑母气呼呼的说。
就是你生出来的，
就是你生出来的，
就是你生出来的，
当时家里人传为笑谈。
我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
即使她是个丑女儿，
也不该把她嫁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
当然，
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
并不知对方的底细。
据我父亲的形容，
那位少爷老吸着嘴，
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
嘴角流着哈喇子。
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
甲申1884年生，
小名升官。
他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
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
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
可是白挨了几句训斥。
祖母看中蒋家的门户相当，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听说他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
想必是为了自卫。
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
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傅家去。
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
先是抬轿子来接，
然后派老妈子一同来接，
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
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
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
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拒，
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帐子后面。
那位婆婆不客气，
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
把三姑母揪出来。
逼到这个地步，
三姑母不再示弱，
索性抓破了脸，
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
她从此就和富家断绝了。
那位傻爷是独子，
有人骂三姑母为面门妇，
大概因为他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
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子很短，
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
我父亲还在日本。
1902年，
我父亲回国，
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礼花会，
我的二姑母、
三姑母都参加学习。
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
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轿子，
步行上学，
开风气之先。
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
那时候她不过18周岁。
三姑母由我父亲资助，
在苏州琴海女中上学。
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学。
那姑娘有点着三不着两，
无锡土话成为开盖。
略似上海人所谓十三点，
北方人所谓250。
他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
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
只管对她议论，
蒋家的新娘子有什么好看呀，
狠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肚两段。
默，
一句话全无事实根据。
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有幽默，
只笑着听他讲，
也不点破，
也不申辩。
过了些时候，
那姑娘回家弄清地理，
就对三姑母骂自己开盖货原来就是你们。
我记得三姑母讲的时候，
戏酒窝一隐一显，
乐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读了两年左右，
就转学到上海婺本女中，
大概是婺本毕业的。
我母亲那时曾在婺本随班听课，
我偶尔听到他们谈起那时候的同学，
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汤国黎。
三姑母1907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
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是现今的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
毕业并获得奖章。
我曾见过那枚奖章是一支别针，
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
那是在1913年，
她当年就回国了。
因为据苏州女尸的校史，
我三姑母1913~1914年曾任该校的教务主任，
然后就到北京工作。
我听父亲说，
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
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
父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
三姑母都很内行，
我记得1929年左右，
苏州是为了青阳帝日本租界的事情，
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
好像双方对他都很满意。
那年春天，
三姑母和我们姐妹同到青阳帝去看樱花。
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
校内正开运动会。
我们在短篱外略一逗留，
观看小学生赛跑。
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们一伙人都请上贵宾台。
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的样儿，
觉得自己成了挺胸突肚的野蛮人。
三姑母1914年到北京，
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
我五周岁，
就是1916年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
开始能记忆三姑母了。
她那时是女高师的学间，
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
他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
顿时全饭堂肃然，
大家都专心吃饭。
我背门而坐，
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
三姑母走过，
附耳说了我一句，
我赶紧把米粒儿粘在嘴里吃了。
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
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
一个白脖子，
两角小短辫儿。
他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
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
他讲的时候笑出了戏酒窝儿，
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
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
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
也没工夫理会我。
他们带我打秋千，
登得老高，
我有点害怕，
可是不敢说。
有一次，
他们开恳亲会，
演戏三天，
一天饰演，
一天请男兵，
一天请女兵，
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绳，
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
插了满头的花，
衣上也贴满金花。
又一次开运动会，
一个大学生跳绳，
叫我钻到他身边，
做卫星似的绕着他周围转着跳。
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
运动场很大，
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
细生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
心上只愁跳绳绊了脚，
那天总算跳得不错。
事后老师问我。
你说了什么话呀，
谁都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
演戏借我做花神，
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
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
那时候他在校内有微信，
学生也喜欢他。
我绝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人配做花神，
只我一个灵活，
会站在大学生身边，
围绕着他跳绳。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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