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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几个故事中我们能感到
周代的人是生活在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
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
在这些小共同体中
各地诸侯
大夫的权利是世袭的
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
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
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
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有很大的自治权
他们的实力来自自己领地内民众的效忠
而不是凭借上级领导的赏识
他们很在乎是否能获得本地民众的支持
制定措施要考虑民众的感受
剥削和压迫必须有一定限度
因此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
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力也是很差的
上一级的命令只能到达自己的下一级
而无法穿透这一层层的层级结构
直接达到社会最底层
与此同时
小共同体社会的信息传递效率是很差的
周天子会了解诸侯国的一些大体情况
但很难掌握具体情况
至于诸侯国下面各个卿大夫领地的情况
他们更是完全不了解
他想知道全天下一共有多少人口
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收税是很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
这样的社会汲取能力很有限
因此
这种小共同体的结构显然不利于国家集权
也不利于国家汲取社会资源
统一指挥来办大事
所以周至的社会结构就像是一个大船中一个又一个的隔水舱
虽然同处一条大船
但这些隔水舱彼此是相对独立的
州秦之变的内容就是国家权力打破层层限制
把小隔水舱全部打通
把一个个小共同体连成一个大共同体
首先
各诸侯国不存在了
贵族阶层被整体消灭了
六国贵族活下来的都被赶到了首都
不再有封地
原来的封地全部变成郡县
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
地方官治理的逻辑和世袭贵族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权利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
所以他们为皇帝之命视听
不在乎被他们统治的老百姓对他怎么看
因为他们是留官干几年就走
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贯彻到社会最底层
想要收多少税马上就能收上来
想要调动多少人修长城
马上就能调动起来
不必管百姓的死活
所以秦朝和汉朝出现了许多酷吏
接下来
秦始皇又对民间的家族制度动手
贵族虽然没有了
但是血缘家族仍然是有效的民间组织形式
人们如果忠于家族
就会妨碍他忠于国家
儒家认为孝子就是忠臣
所以求忠臣与孝子之门
而法家的逻辑完全相反
韩非子认为
君之直臣
父之暴子也
父之孝子
君之背臣也
我们不要孝子
只要忠臣
因为孝子只重视他爹
不能敬忠国家
所以秦代和汉代都鼓励老百姓分家
甚至强迫老百姓分家
规定不得族居
民有二男不分义者备其父
父子兄弟同事共惜者为晋
就是说
姓一个姓的不能住在一个地方
家里有两个成年人
就必须分成两家
父子或者兄弟俩不能住在同一个房间
这样做的目的当然就是强制解散大家庭
把一夫一妇的个体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
这样民众就原子化了
变成由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的边户
其民有人会疑惑
说分家老百姓就会老老实实分家吗
说打散血缘纽带就真的能打散吗
一个社会的传统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
官方的命令在社会上不一定能真的执行
但是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证明
秦汉三国时代还真做到了这一点
通过强有力的权力高压
实现了基层社会的原子化
秦俭汉建中有很多证据
秦辉先生着重研究了二十世纪末发现的长沙走马楼五简
他发现在三国时代
长沙一带所有自然村的姓氏极度分散
分散到什么程度呢
一个村子如果有四十户人家
那么这四十家至少包含二十个姓氏
有一个姓氏在这一带共有七十户
结果分散在七十个村子里
每个村只有一户
这显然是政府强迫原来的家族分家
把他们均匀的迁徙的结果
目的是彻底打散家族纽带
秦辉说
这是极端的多性杂居状态
其杂居的程度已经达到显得不自然的程度
令人怀疑是否有人为的不许族拘的政策的结果
我们知道三国时代是世家大族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时期
然而在皇权能控制的直接地区
宗族仍然被打散的如此彻底
更何况在秦朝和汉初
这还是一个地方的偶然现象
秦辉先生还考察了上至秦汉
下到唐宋
包括湖南长沙一带
湖北江陵一带
四川洛都一带
中原洛阳一带
河西走廊张掖到敦煌一线等地的社会历史资料
他发现从内地到边疆
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
全都是非宗族化的乡村
没有任何一例聚足而居的
这说明秦氏为了打散家族的控制花了很大的力气
有人说不对
我们南方的很多村子只有一个姓
这个基本都是宋代之后宗族复兴的结果
所以在周秦之变后
小共同体社会变成了大共同体社会
导致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发生改变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社会价值就从富高于君变成了君高于父
人们要忠于国家
而不是忠于自己的家族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心理
不能有其他
只能有君主的新准则就是官无私论
事无私议
民无私说
皆虚其胸以倾于上
举国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
以君主的利益为利益
所以在秦代之后
中国人开始推崇另一种价值
叫舍小家顾大家
叫大义灭亲
叫忠孝不能两全
不管皇帝怎么对待自己的臣民
臣民都不能反抗
所以岳飞的儿子也就不能去投奔金国了
那么这一切包括建立一个高效严密的官僚体系
包括把血缘组织打散
有什么目的呢
显然是为了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
这样两千万人口的秦朝
可以调四十万劳动力去修长城
七十万人去修始皇陵
七十万人去修阿房宫
五十万人树五岭
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的
所以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
或者说周群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势变了
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周群之变的第二个变化是人际关系和人的道德水平的变化
周至是一个小共同体时代
当时的封国并不大
也就是几千人或几万人里面再分封每个人具体生活的小社会
可能就几百人
就像今天的一个大村子那样规模
这样的社会诚信度往往比较高
为什么呢
用秦辉先生的话来说
从经纪人的理性角度来考虑
在这样的社会里
人与人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
都知根知底
所有人都要长期的反复的打交道
也就是所谓的反复博弈
人们当然不会选择一锤子买卖
而是会将诚信作为处事的基本原则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因为小时候生活在农村
和城里相比
那时候农村人人情味非常浓厚
一个人去另一家串门
可如果遇到饭点
可以自然的上炕一起吃饭
谁家园子里的豆角黄瓜成熟了
也会很自然的送给旁边接的比较晚的邻居
大家从来不认为这需要客气
那时候我母亲在山村里做小学老师
是吃国库粮的
没有菜地
我们家门口早上经常会收到一篮子新鲜蔬菜
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
嗯
在这样的农村社会中
一个人性好坏
也就是口碑怎么样
决定了他的地位和前途
而且农村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谁辈分大谁就可以做到炕头
谁就有话语权
甚至直到今天
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不管在外面发了多少财
回到村子里面还会露出醇厚的笑脸
见了长辈仍然要毕恭毕敬
所谓小共同体其实就是这样
一个大村庄民风自然很淳朴
所以儒家才得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
而变成了一个大共同体后
中国就从血缘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里
人和人都是一次性博弈
就是一锤子买卖
举个例子
开在小巷深处的小饭店的饭菜通常很可口
因为来吃的都是老主顾
但是火车店边上的饭店就差劲多了
因为来吃的都是流动人口
因此在陌生人的社会里
人和人之间的欺诈行为越来越多
甚至亲人之间也很冷漠
所以秦代建立之后
中国社会原有的那种默默温情就逐渐消失了
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冷冰冰的社会
贾谊说
行人家富子壮则出分
家贫子壮则出罪借富忧除虑有德色
母取鸡走利而遂与
意思是亲人分完了家
儿子到爹家里借个锄头
当爹的都不愿意
母亲到儿子这里拿个扫帚用
儿媳妇插着腰就破口大骂
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