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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打击腐败的方法下集
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雍正在此事上的魄力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
负责西北军务的川陕总督岳中奇向雍正禀报
陕西定边
安边
靖边一带的边防部队缺少将领
急需补齐
但在本省很难找到德才兼备的合适人选
相反
四川的五支官员中倒是有不少久经战场
出生入死
立下了赫赫战功之人
可是又没有空缺的职位给他们担任
因此
岳中林希望能够破除不得跨省调动武职的旧有规定
将四川的将领安排到陕西任职
雍正对此极为赞同
他告诉岳中琪
不必过分计较吏部的规定
并且表示可以下一道谕旨
专门责成吏部处理此事
雍正对人才极为重视
常常不拘一格的提拔下层官员
他所信任的臣子中
有不少是所谓的意徒出身
也就是不是由科举取士做官
例如模范督抚李卫是花钱捐的兵部员外郎
河东总督田文静则是奸生
至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厄尔泰
也只是个举人而已
为了从下级官员中尽快寻找可用之材
雍正还数次预令内外官员留心访查地方吏志
选贤与能
从各行各业中推举人才
一些暴残守旧的官吏对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
他们轻视意图出身的官员
认为只有科举出身的官员才能够提拔任用
雍正对这些人的做法极为不满
他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表示
选拔任用官员的标准不能过科
不能急于求成
施政经验要在实践中慢慢培养
对于在任的官吏
雍正也非常严格
他要求文武百官要实心任事
贪官污吏自不必提
得过且过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庸官也会受到处分
雍正认为
官员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对上级言听计从
听话好用
但是毫无个人主见的庸碌之徒
这种人就像是木雕泥塑一样
就算多么贤良方正
也徒具虚名
不能报国安天下
而另一种人
则是胸怀韬略
才识悠长
但在行为上不免有些小缺点的人
雍正更喜欢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能实心任事
为国出力
为君分忧
例如直隶巡抚李维钧曾经想要将吴桥知县常三乐调任他处
理由是长三乐在这一职位上无所作为
当地状况不见起色
但吏部却拒绝了这一调令
他们认为常三乐清廉本分
也没有犯过错
因此不予批准
雍正得知此事之后
批评了吏部的决定
指出常三乐无所事事就是失职
调任是不够的
应予免去
官吏不轻信的帝王
雍正是一个秉性多疑的人
他曾经说其不敢轻信人一句
乃用人第一妙诀
又说
待人不必信
义不必疑
过疑则失人
过信则自失
在这种心态下
雍正和他手下的臣功们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
因此
雍正对大臣的监督极其严密
往往通过密辙来了解大臣的一举一动
甚至是自己宠幸的臣子也不例外
例如曾经被雍正誉为模范督府的李卫
无论他在哪里做官
雍正几乎都要通过密辙来监督他的行为
李卫担任云南延义道士
雍正帝封闻李卫做事高调
全无顾忌
也不注意自己的操守
便密遇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博
向自己汇报李卫的行为
并要求他要据实汇报
不可顾及情面
而马会博也很中肯的禀报雍正帝
李卫只是性格急躁
做事不免毛躁
但还是合乎礼法规矩
也很注意自己的操守
雍正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仅如此
雍正还会命令不同的大臣彼此互相监督
相互牵制
一方面可以约束其行为
另一方面
雍正也可以深入了解臣子
例如
雍正帝听说湖南藩台朱纲的口碑褒贬不一
便指示湖南巡抚王朝恩暗中访查其行为举止
并据实汇报
反过来
雍正也命令朱纲调查王朝恩的居心形势
总的来说
雍正对所有政事几乎都要插手
做到事必躬亲
这是因为皇帝是唯一的
皇帝既是国家元首
又是国家最高行政长官
还是国家最高军事统帅
还是国家最高的祭祀者
所以
清代的皇帝如此
清朝的官员也是如此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县令可以为所欲为
有学者称
在当时
全国各地地方长官的一切活动
他都知道大概
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
因此 有些事
可能自己还不知道
皇帝就已经知道了
在清朝做官员也并不轻松
在雍正皇帝的努力下
雍正年间的吏治确实面貌一新
一扫康熙末年的颓势
从而为乾隆六十年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即便如此
清朝官员中营私舞弊者仍然比比皆是
所谓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皇帝精力如何旺盛
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就连最不讲情面的雍正帝都无可奈何
唯我独尊意识的强化
雍正对官吏的严格控制
还加强了皇权
削弱了官吏自主创造的能力
学者张炎
牛冠杰谈到一位清史专家的观点
他说
雍正后定型的中枢机构和其运行机制
提供了以皇帝个人之力独揽国家一切繁聚军政事务的条件
达到了机构精简
迅捷高效
机密严谨
精转和谐
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界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到这个时候才可以说达到完备程度
这种集权在清朝初期对于满族人巩固统治地位可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高度集权对皇帝来说
进一步强化了其唯我独尊的意识
帝王一个人的行为很快对整个国家产生影响
遇明君则国兴旺
遇昏君则国衰败
这就对统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遗憾的是
雍正以后的清朝皇帝都做得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