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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
近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曾经经历过两次近似l型复苏的考验
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刻
包干到户与改革开放开启农村体制改革
并由此开始了一系列体制改革
解放发展了生产力
本质上
这是中国告别计划经济走向世界的开始
其伟大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具体来说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三年
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最危险
最困难的时期
当时很多国家认为中国已经走上穷途末路
国际上
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
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
让当时还算强势的中国自然而然的成为西方世界头号敌人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中国痛下杀手
以外企撤资
国际禁运
贸易制裁等方式把中国经济拖进黑洞
与此同时
国内经济效益下降
财政困难加剧
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并存
GDP增速从一九八八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三陡然降至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四点一与一九九零年的百分之三点八
一九九一年GDP才反弹至百分之九点二
国内一片愁云惨淡
然而
就在这样看空
唱空为主流的背景下
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篇章
结果是随后中国经济进入长达三十多年的起飞状态
并实现了超英
追日赶美
其中最核心的一招就是一九九四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
分灶吃饭
权力下放
让地方政府获得了极大的财政自主权
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万马狂奔的效果有目共睹
可以说
通过搞市场经济改革
关键是解放了地方思想
让他们有兴趣
有热情
主动的建设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
至于四项基本原则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等脍炙人口却又简单易懂的口号
不过是锁定方向
鼓励发展的白名单
大道至简
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同时也是今日国家提出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一目标的根源所在
在随后的一九九八年
中国经济又遭遇严重通货膨胀
产能过剩
国企职工下岗失业问题
二零零八年则是遭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
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危害性均不及前两次
一九九八年
我国采取类似如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来去产能
用了三年时间把煤炭
有色金属等亏损行业都做了去产能处理
结果一方面国有企业的产值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另一方面国退民进
民营企业迎来了飞速发展阶段
开启了在国民经济中权重持续上升的过程
二零零八年则是通过四万亿投资救活了中国经济
后遗症是地方债务膨胀问题也由此进入快车道
并演化为今天制约扩张性财政政策推行的首要堵点
本质上
应对这两次危机的方式还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资源配置的道路上见招拆招
然而这些招数对于化解二零二三年所遭遇的挑战已经力不从心了
一方面
原有发展模式
体制以及思路纷纷遭遇天花板
高速度发展时期被忽视的部分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开始修正
经济发展本身建设
国内统一大市场
双碳战略的执行
企业ESG评价标准
绿色化发展模式
平台经济
地方债
经济内循环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实等一系列新要求
新标准
基本让原来熟悉的经验模式变成了教训
这是一个缓慢而重大的切换
是一个时代远去的标志
所以
当某些经济专家的思路还停留在希望通过降息
刺激促销等政策来拉动消费
一些决策者还是销规曹随
习惯用增加投资
扩大出口
超发货币促销等传统方式来救经济时
要明白其中思想认识上的断层与错位
另一方面
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压力增加
二零一六年以来
中国的外部环境就开始变化
各种原因毋庸多说
恶化的态势也可谓既快又宽
从贸易摩擦延展成近乎全域战
从市场经济到国家主义
从脱钩到去风险化
从近岸生产到有岸外包
从产业链重塑到供应链调整
全球化
WTO框架下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今都成为必须重新思考的复杂问题
而这早已超越经济本身
这种变化短中期看来难以缓解
因此对于大多数企业个体而言
未来发展遭遇的不确定性要大于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