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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演播
启宽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
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结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
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
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
他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
用后世的话讲
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必然会制度性的压抑民间工商业
由此出现了四个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
其一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
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性产业
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
生产领域
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
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
布罗戴尔正是这一规律的监视者之一
他把市场分为两类
一类是低级市场
包括集市
店铺和商贩
另一类是高级市场
包括资源型产业
交易所和交易会
在他看来
纵观各国历史
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
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属中国
那里几乎可以根据确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场的数量
可是在高级市场上
中国从来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
不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
在中国
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
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
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
总是要被集权主义拉回原地
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
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
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
所谓的抑商政策
从来都是出于政治性的要求
正如钱穆所观察到的
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
封建势力打倒了
没有资本集中
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
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
就不能有民间力量了
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
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君贫富
其实
在君的前提之下
君贫还是君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
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
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
在客观上
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的财富打散
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
在这个意义上
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其二
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
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
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
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之下
对此
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
受统一市场的恩赐
中国民间的商品交易极度活跃
初级市场如毛细血管般发达
而民众之间的契约关系也非常清晰
从流传至今的各代契约文件可见
双方对买卖的权益合法性
准确性以及责任认定都有着十分明确的规定
然而
影响工商业进步最大的困扰是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等契约关系从来没有被确立下来过
国家机器对于工商阶层及其一切财产拥有不受契约精神约束的处置权
常常以君贫富的面目出现
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而实施之目的和结果
则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并最终保持政权的稳固
这一景象从中央集权制度初步生成的汉武帝时期就出露端倪
唐宋两代并不乏见
而进入明清之后
皇权专制更为强悍
就中国的个体商人而言
他们不缺乏通过风险投资而追逐更大商业利润的欲望
也不缺乏如马克思
韦伯所称道的新教伦理事的勤奋节俭和以财富积聚为生命目的的观念
与其他国家的民族相比
中国的工商阶层在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上毫不逊色
甚至称得上是杰出的一族
但是
一旦涉及市场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时
中国商品经济难以获得最终发展的原因就立刻非常强烈的凸显了出来
财产在法律上的权界及其不可侵犯性
从来只存在于民众彼此之间
根本不可能存在于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利与子民之间
统治者对于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拥有任意宰割的无限威势
其三是权贵资本横行
寻租现象历代不绝
财富向权力
资源和土地猛烈的聚集
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
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的重新分配
技术革命几乎没有发生的土壤
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
必须设立国有企业体系
而因产权不清晰
授权不分明等缘故
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
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
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
上下其手
攫取私利
在中国历史上
几乎所有的腐败或官商勾结无一例外的发生在顶层
从汉唐到明清民国
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
往往出现双手现象
国家的首相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二零零一年
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评选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个人
中国入选的有六个人
分别是成吉思汗
忽必烈 和珅
刘瑾
吴秉健和宋子文
除了广东商人吴炳建
其余都是政治人物
与此同时
天性趋利的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谋取暴利
从而催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
自宋之后
特许 授权
承包经营日渐盛行
进入明清之后愈演愈烈
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
比如晋商
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
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
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
不可逆转
商人阶层对技术进步缺乏最起码的热情和投入
成为一个彻底依附于政权的实力阶层
他们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其次是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
民间商人危如累卵
惶惶不可终日
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
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
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
史家司马迁就指出了当时工商界出现的两个财富积累特征
一是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二是以末治财
用本守之
到了唐代
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已经非常普遍
唐史专家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资本的五个流向
奢侈消费
结交权贵
土地购买
转化高利贷资本以及囤积货币
自唐一讲
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
晚明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靡之风更远胜过前朝
商人在致富之后
即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撤出用于日常消费
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筑极尽豪华的庄园别墅
无数能工巧匠把毕生的材质投注于雕砖刻木
制瓷楼玉
在手工业的精致上越走越远
历两千年一将
中国商人尽管创造了无数的物质文明
某些家族及商帮在某一时代也积累过惊人的私人财富
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利侵犯
所谓富不过三代
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
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脱币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
而这一关系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
因此
财富的可持续积累和安全性不完全的操于拥有者之手
在财富传承这一命题上
产业的拓展和资本的积聚能力远不如政商关系的保持能力重要
这四个经典困境构成了中国企业史的基本特征
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
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
已经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
那种不对等的
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的打破过
对于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
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
在这一过程中
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
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叙述至此
我们就可以回答费正清之问了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
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
答案其实是明显的
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
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
而特权在谁之手
政府也
这样的结论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一个弓箭
布罗戴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洁的说
中国社会
政府的权力太大了
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
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费正清在研究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
绅氏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
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
家庭财产并不是一种保障
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楠
傅一零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断顶
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
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利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
前些年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
托比于官僚政治之下
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
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
会迅速的
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
而对峙的控制则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
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
在这样的过程中
商人阶层常常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
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
在他们看来
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
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
在历史的爆裂点上
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
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
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
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在经济史上
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
后闭关的规律
汉唐明清莫不如是
一开放就搞活
一搞活就失衡
一失衡就内乱
一内乱就闭关
一闭关就落后
一落后再开放
朝代更迭
轴心不变
循环往复
无休无止
我们这个国家
只要没有外患内乱
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
三十年可出现盛世
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
可是接下来
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
必然会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
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
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利
成就功名
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
其实是制度的贪婪
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
超过任何个人
在中国
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
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会而晚熟
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历代中国统治者
无论曾有过怎样的意识形态外衣
最终都会露出中央集权的内核
这一点在经济领域反映的尤为突出
因而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两千多年来
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
干扰和盘剥
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
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
迄今是一个危险的
甚至带有某种竞技性的话题
活在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
都对自己的历史有一种疏格感
思想的流浪从我们投胎于这个国家就已经开始了
它或许没有真正结束的那一天
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更迭
已经将轮回变成了老生常谈
他们被一再重复
直到变成化石和泛黄史书上的一行行文字
就这样循环网替
接下来的是冗长的疲惫和冷漠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
每一个朝代都随着一个黄姓家族的灭亡而画上句点
可是这个国家的进步却缺乏这种自然的结局
文明与文明的比较
可触知的是文物
可阅知的是文字
可感知的是制度
在激荡三十年和跌宕一百年两本书中
我一再探寻国家与资本
政府与商人阶层的关系
在这部浩荡两千年中
我仍然沉浸在这一主题之中
我想
我确实找到了一些前人未必明鉴的事实
浩荡两千年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
在书中出现的工商人物
要么默默无闻
要么在另外的历史叙述中被脸谱化
妖魔化
当我从众多的政史
野史和地方志剂中将之一一挖掘出来的时候
其数量之众多
面目之变形
命运之诡异
每每让我充满讶异
更多的时候是有点沮丧
在陈静瑜创作的那些昼昼夜夜
我的脑海中每每出现一个又一个身影模糊的工商业者
我们可以称之为商人或企业家
他们行走在广袤的国土之上
或疾行
或执逐
或彷徨
在他们身后的时空墓井上
是一出连续上演了两千多年的砍砂石
在所有的历史时刻
这些人从来没有当过主角
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记载中
他们要么被忽略不计
要么就躲在最后的那个黑暗角落
不过
在另外的意义上
正是这些工商业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从一把石盐到一块麻布
从一把铁刀到一座城池
对
我无意为他们代言
我只是完成一次漫长的陈述
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当代的立场书写昔日的国家
与发生过的历史重建关系
与以世的前辈沟通
并试图以私人的方式诠释中国的企业史
逝去的人们已经不再归来
正在出发的我们
却需要寻觅到自己的记忆
听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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