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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流追源
国企改革遍长百方
不可谓不用心
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有权与管理权的争论
到国企改制引爆的下岗潮
从姓公还是姓私的探讨到股份制的实行
从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的重组政策
进退反复
反而令市场对国企改革的方向认知更为模糊
而本来是为了终结多头共管而特设国资委
却没想到国资委不对企业的经营结果负责
却在监管名义下对企业的诸多市场行为如人事任命
投资决策等履行审批或所谓的备案职能
婆婆式的管理模式反让国企愈加苦不堪言
对国企性质不加区分的一刀切
也使其屡屡陷入盈利使命与公共服务使命相冲突的尴尬中
事实上
搞活国有企业是一个历史性的和世界级的难题
除了会陷入腐败和低效的魔咒
高失业率
市场与公共服务的关系等遗留问题都成为各国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
但相比而言
由于所处的背景
环境和信息的不同
中国的国企改革又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来反腐风暴正本清源
债转股
混改剥离资本运营职能正在化解国企高杠杆波
正了国企的航向
二则中国经济去产能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强化国际市场经济能力的需求等又需国企冲在前面
况且新经济对中国国企的冲击程度更加强烈
当以移动互联
数字化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及工业四点零智能制造横扫各个行业时
国企被逼到了墙角
五大行不如一个支付宝
邮政物流服务垫底
就连中国移动这样堪称优秀的超大型国企
在基础电信的服务提供商业务以及综合通信业务上
也难逃被腾讯qq 和微信收割的命运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
截至二零一六年底
中国国有资产总额一百三十二万亿元人民币
资产收益率仅为百分之一点七四
除此之外
在更多的细分领域
新经济也在利用互联网资本和新技术不断形成新垄断
及待国企混改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总而言之
旧急未解
又添新患
这些都说明国企改革的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集中爆炸的临界点
很显然
这也意味着寄希望于拍脑袋决定
避重就轻
大包大揽的方法来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是行不通的
而在新时代
新经济的背景下
国企原有的存在逻辑也被釜底抽薪
有鉴于此
未来中国国企改革的终极模式将调整为一是抓少数关键
因为尽管有了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
但是真实世界向来不兑现静态的假定
这从国企改革的进程就可以看出
一提国企改革就定式化思维
一刀切
然而
且不谈国有企业有公益类和商业类的区分
既要参与市场竞争
又要体现国家战略意志的事情
只能依靠商业垄断竞争类的国企
事实上
不仅是联通
铁老大
东航等国企集团层面的改革
亦或是下属企业的动刀子
包括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让电力
石油 铁路 民航
电信
军工七大垄断领域成为国企改革主战场等
都已经概念落地
虽然看似激活了资产和业务
但问题是战略核心领域确立了
国企深改下一步究竟该如何推进
实际上
国企依然可能是旧体制的大本营和旧仓库
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归根结底还将落实于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
尤其是垄断国企的改革
因此
寻求最大公约数解决主要矛盾
或将成为国企改革的最优解
二是改革力度与问题程度成正比
长期以来
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支持国有企业
导致国内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杠杆高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在关键行业的垄断也造成了舆论对国进民退的广泛质疑
本以为拿着一手好牌的国企
面对来自非国企和外资在华合资企业的激烈竞争
不仅在效率和竞争力上落后于前者
大部分国企还过度负债
离开了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就无法存活
还有一部分国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谋私的利益集团
企业的发展既偏离了中央政府希望的优质公共产品服务目标
也偏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
而是定位在了内部人的收益最大化之上
不但如此
供给侧出现的供给质量不高
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国有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端制造
更要命的是
国有企业大多集中在煤炭
石油
制造业等高耗能领域
与绿色 环保
低碳的国民诉求背道而驰
尤其是在市场自由竞争
全球化
自由贸易的大背景下
满目疮痍
广受诟病的国企不仅国内市场竞争力弱化
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动能也不足
国企的问题之多
之复杂
也意味着未来的改革力度将越来越大
这从二零一八年以来
国资委以一月一会的频率通报国企改革的进展即可看出端倪
三是大方向清晰
小目标模糊
方向名
改革兴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一条
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改革大方向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四号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就已经明确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并从分类改革国资管理体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多个方面给出了改革的大方向
后来的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又提出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实际上就是要把方向
管大局
保落实
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提出
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
做优 做大
顶层设计的大方向是有了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环节的小目标仍旧留白
强调国企的主业次业剥离
但究竟怎么区分
还有联通混改
社会资本是进来了
但混了之后如何分盘子
功能如何定位
以及阶段性的小目标到底是什么
却不清不楚
四是切香肠
挤压式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国企改革也不是简单的关停并撰
依靠股份化就能闭宫
体制与利益的纠缠
产权改革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配置等问题
都决定了国企改革是一场渐进式的切割
混改试点之所以一批一批的推进
恐怕也是政府在多方激烈博弈后的心态折射
比如通过渐进式的改革
政府能避免过快去杠杆可能引发的企业与银行体系大范围陷入困境的危机
当然
无论是公司制改革还是混改
都意味着商业竞争类国企将向民企敞开怀抱
毕竟作为国企集中地的东北经济已经敲响了警钟
以往仗着东北国企多
国企必须被补贴
国企利用信息优势套补贴
这套生存逻辑结果使得企业缺乏效率
让东北经济陷入困境
如今
围绕国企改革的市场化重组
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国企在市场挤压过程中参与竞争
打破垄断
激发活力的大门
从以上来看
国企改革虽然梗阻重重
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出路
上述几大国企改革的终极模式
事实上已经体现在国改的顶层设计中
并且纵贯国企改革的始终
目前中央企业境外资产规模超过六万亿元
分布在全国的一百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
业务已经由工程承包
能源开发拓展到高铁
核电
电网建设等各个领域
可以想见
一旦国企改革成功
不仅能使之再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
还能形成一批在国际资源配置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
引领全球行业的发展
展现全球竞争力
近四十年的国企改革犹如汤地雷
不论是宝贵经验还是惨痛教训
都值得吸取
以免两次甚至多次掉进同一个坑里
在诸多的教训中
首先需要引以为戒的是资本在国企改革中的参与度
一种情形是国企与外资合资后的沦陷
如今商务部表态积极支持外资以并购的方式参与国企改革
国务院也发文鼓励外资参与国企混改
但是二十世纪八
九十年代
我们曾经期待以引进外资的方式培育企业竞争力
结果却造成引狼入室
导致一代品牌沦陷
这个教训仍历历在目
一九八六年
英国
荷兰的联合利华进入上海市场
一九八八年
美国宝洁进入广州市场
仅仅几年的时间
百分之八十的中国日化市场就被外资控制
本土品牌淡出市场
更不要说中国汽车工业以市场换技术的结果了
另外一种情形是引入金融资本后的内斗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百年品牌上海嘉化选择与平安信托联姻
出让嘉化集团的全部国有股权
而仅仅两年半之后
被寄予厚望的样板工程就上演了管理层被撵出
股东被举报的尴尬
原因是基因不同
资本低估了创江山型企业家的深厚根基和影响力
企业家低估了资本的血腥和冷酷无情
第二是就国企激励机制方面
管理层个人持股
教训往往大于经验
从二十一世纪初个人持股在实践中大行其道
到国资委暂停管理层收购
也就是mbo
再到中小国有企业有条件放行
今重启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试点
可谓蜿蜒曲折
虽然有美的tcl 通过mbo 完成了股权改造
同样也有不少企业和企业家在mbo 中折戟
如健力宝的李经伟
江苏春兰的陶建兴
科隆集团创始人潘宁
格林科尔的顾雏军等企业家
而研究发现
股权结构既不是形成有效公司治理的目的
也不是有效治理的手段或必要前提
也就是股权改革与企业活力间并不存在直接相关关系
这是对管理层持股的釜底抽薪
如此一来
当年以狼固之争为代表的国有产权改革争议就显得有些荒诞
一方面发现了国企改革中的问题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国企改革的进程
另一方面则伤害了难能可贵的企业家精神
甚至导致个别企业家锒铛入狱
然而
对事物的认知总是随时代逐渐推进的
如今从员工持股总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九
调整到现在的百分之三十
也是吸取了mbo 实践偏差的教训
一如顾楚军所言
感谢这个好时代
第三
值得深思的是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进进退退
在国企改革投石问路
试探前行的初期
扩权让利
两权分离曾是改革的重点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国企改革开始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政企分开是改革目标之一
邓小平甚至还提出了党政分开
以二零零三年国资委挂牌成立为标志
国企进入被全面管控的时代
国资委集管人
管事
管资产三项大权于一身
其政府部门的性质决定了更趋于单一的行政化管控
缺乏综合性和全局观
当下则是两手抓
一边将重心转移到管资本商
推行资本运作平台
另一边是加强党的领导
在国有企业中成立党委会
很显然
关于如何行使国企的所有权及管理问题
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能
依然在摸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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