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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七世纪到一八六九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
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始终
如果把当代放入这两千余年的历史中进行考察
你会惊讶的发现
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
每一次经济变法
每一个繁华盛世
每一回改朝换代
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
我们正穿行于一条历史的三峡
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欢迎收听由蓝狮子出品的浩荡两千年作者吴晓波演播
启宽带你探寻国家与资本
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
找出影响我们生活的历史真相
我曾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个展柜前足足伫立了一个小时
在恒温的玻璃大柜里
柔和迷离的灯光之下
一只来自三千多年前的庞然大物如精灵般默默的与我对视
它似乎不是物体
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它的重量达八百三十三公斤
高一百三十三厘米
长一百一十厘米
宽七十九厘米
即使在今日
也是一个巨型容器
他的家乡是河南安阳
诞生于遥远的商朝
是迄今出土的体积最大的商代铜鼎
也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他的面前
作为一个企业史的研究者
我实在有太多的问题想要请教
那个八鼎铸造出来的总工程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那个古远的年代
他组织了一支怎样的制造团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他通过怎样的管理章程以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的效率
大鼎不会说话
离开博物馆后
我查阅了很多论文专著
终于发现
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
甚至有些专家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者们
在商周考古一书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顶的铸造流程
第一
它的铸造者是一位化学家
对铜与锡的调剂比例应该十分娴熟
大方顶的同比例为百分之八十四点七七
锡为百分之十一点六四
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合金配比
第二
他应该是一位工业美术设计师
能够勾画出精美绝伦的铜顶图案
第三
他必须是一位风力机械工程师
铸造大方顶的铜要到一千两百度才能融化
所以必须有某种古风助燃的设备
第四
它还一定是冶炼甲
大方顶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灌注才能成功
当时使用的炼锅是熔铜量为十二点七公斤的将军盔
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
需要八十个以上的将军盔同时进行融化
这需要高超的冶炼技巧
第五
他肯定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学家
如果一个炼锅配备三到四个人
则共需两百五十人左右同时作业
从场地上看
一个炼锅占地起码二十平方米
因此其工作场地至少是两千平方米的大平台
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
要铸造司母物大方顶
必须组建一个三百到四百人的工匠团队
进行科学的工种分配
协同操作
掌握好火候
精炼程度
同业灌注时间
以保证质量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
司母雾大方顶是工业化的
宁心儿那个领导了数百人的工匠团队的总工程师
如果我把他看成是爱迪生或亨利
福特式的企业家
大概没有人会强烈反对
所有这一切
均已不可缺考
他们只是后人站在那只大鼎前
震撼于惊叹之余的一丝遐想
而当我们以这只三千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为出发点
前去探寻漫长的中国企业史的时候
你常常会被失落
惭愧和羞耻缠绕
因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我们一直没能超越这只沉默的大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
中国无疑是最早会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
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
在远古时期
人们就追求世俗生活
乐于此道
并以商为国号
此后历代都有工商繁荣的记录
早在汉代
哲学家王福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
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余农民
商业流通之盛
达到牛马车鱼填塞道路的程度
明清一将
儒贾河流
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盐商
晚清的龚自珍记录说
五家之宝必有泗
十家之屯必有甲
三十家之城必有商
因此
说中国人轻商
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
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
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
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
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
也正因此
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
长安
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百万的超级大城市
在同时期的欧洲
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十万人
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
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
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
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
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
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
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
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
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
此外
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
有世界上最富有
人数最为众多的商邦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
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早在十世纪的宋代
Gdp 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到明清时
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地位
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
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六倍
然而无比悲哀的是
如此早惠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
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
他竟远远落后
受各国欺凌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一九二零年的许卓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
抗日战争时期
他曾经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
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
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
根据他的观察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
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
我当时看到的农村
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
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
如水排等
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在工商方面
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
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
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
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
早在商代
已经能够组织三百人以上的作业团队
铸造重达八百三十三公斤的巨型铜鼎
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
其规模已经可以达到千人以上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
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
几乎没有扩大
另据计算
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四公斤
这与一九四九年之前家庭农村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
也就是说
两千多年来
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
在城市经济方面
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
而进入明清之后
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
根据台湾学者赵刚的研究
中国在唐宋两朝
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而到一八二零年的晚清
竟然只有百分之六点九
更让人困惑的是
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
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
边缘化的族群
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
自史记之后
正史之终
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
甚至连司马迁也因为在史记中撰写货值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
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
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
在史书上
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
在清代
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
边贸和金融业
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
可是在五百三十六卷的青史稿中
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仅一人而已
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一九三二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兴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
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
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
他充满困惑的写道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
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为了更形象的描述看到的景象
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
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
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
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
而是去追求捕鼠特权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的徘徊
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二十世纪初
马克思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
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
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
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
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
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
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
且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
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的排除
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对商人的蔑视
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
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
对于商业现象的鄙视
对于市场秩序的厌恶
并非全都来自知识论
方法论
理性和科学的问题
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
一个贱买贵卖的人
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
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
对于生意人的仇视
尤其是史官的仇视
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当然
哈耶克所说的景象发生在中世纪之前的欧洲
自工业革命之后
西方世界开始正视商业力量
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进行了理论上的澄清
更有人将之看成是一个国家的视野
然而 在东方
特别是在中国
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顽固的存在
要解释这一现象
就必须要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去寻找答案
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提示的
政治权利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
形成了所谓的统帅性规则
美国学者查尔斯
林德
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便认为
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
所以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适当的研究中国企业史的学术角度
一九五五年
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他的课程共分五讲
分别是汉
唐 宋 明 清
最后为一总论
在总论中
钱穆提出
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
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
它共指出四条
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
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第二个关键词是抑商
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
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如果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
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
集权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
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
高度专制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
以管仲变法为标志
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
此后多有演进
到公元前二二一年
秦始皇灭六国
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
它经历了一个漫长
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
对于专制者来说
想要维持集权统治
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
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
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
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
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
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
最终形成了四个支柱性的制度
他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
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
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
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
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
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
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
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
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
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
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
日渐趋于精致完善
在明清时期达到了巅峰
正如梁启超所言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
天下所闻之也
虽然其专制政体异循进化之公理
已见发达至今代而史完满
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
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
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
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
而这也正是本书内在的叙述逻辑
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
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
进入明代之后
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
并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
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
而在同一时间点
西方则走出中世纪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
航海大发现
工业革命
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听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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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