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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集
当文学场域为意识形态强力支配时
艺术空间就构成社会政治结构的重要意域
知识分子不仅在一九七九年的红旗歌谣修订文中继续充当改造对象
而且在新时期初期的社会现实和方针政策中也有待恢复主体身份
一九七七年中共十一大坚持
我们又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
热情帮助和鼓励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
坚持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逐步无产阶级划做到又红又砖
直到一九七九年初
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完整的
准确的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标志
戴在知识分子头上近三十年的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帽子才被摘掉
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对立关系才大大缓和
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初期那种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
而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
是党的依靠力量
四
在历史基点的错位间沉落
周洋在红旗歌谣评价问题一文中
将红旗歌谣的艺术不足主要归因于知识分子
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则指向了几所路线
当时的一些新民歌不可避免的反映了一些错误的东西
但令人深感意外的是
周洋修订红旗歌谣时所表现出的纠琐力度并不充分
几则堪称大跃进浮夸典范的诗作铺天盖地不透风
我来了一挖挖到水晶殿
以及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的端起茶壶当水瓢都保留了下来
不仅如此
新增补的一些作品更为狂热
不乏六一鲁迅出今天我和雷公比高低一类的标题
我能摘下天上星
再把地球穿个洞
你的箭头戳破天
咱的能绕地球转的诗句更比比皆是
最初编选红旗歌谣时
周洋还能逆流而上去掉一些浮夸风
共产风严重的作品
为何在文革后修订重版时反倒补录这些激进之作呢
如果是为记录还原客观存在的历史场景和文学轨迹
那么在修订本中保留增补一些几佐印记明显的作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也富有历史博物馆的价值
直面历史谬误和文学基态
本身就是自我修正
自我突破的重要方式
但周洋的动机并非如此
他还是从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寻找修订的意义和依据
今天
我们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
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跃进的时代
我国人民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正在为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而进行新的长征
这里提到的新时期的总任务
最早正式提出是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
这次大会在政治上通常被是作文革与新时期的分界点
或者说拨乱反正的起点
了解了这一社会政治背景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几左诗作在修订本中不减反增的原因了
尽管在修订红旗歌谣过程中
思想解放潮流以伴随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涌动
纠琐反对两个凡事
破除个人崇拜的声浪日渐曲长
但面对乍暖还寒的社会形势
周洋还是固守保守异端
修订本纪录的作品重在突出斗争意识和浪漫色彩
进一步强化领袖权威
抬升工农兵地位
将批判矛头严格限定在四人帮身上
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威之下
民歌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陷于停顿达十余年之久
因此
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搜集民歌的号召
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
周扬积极推动红旗歌谣的修订重版
用意不单是要倡导弘扬新民歌
更主要的目的是让自己领导的十七年文艺获得新石器的认可
并成为新时期文艺建设的重要资源
但最大的困难就是十七年传统在文革中已被视所文艺黑线专政
遭全面否定
要想不触动文革新时期的整体框架
又能将十七年导入新时期体内
周洋等设法将革命领袖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完全切割开来
把文艺黑线专政论也理解为四人帮对革命领袖的狂妄反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中
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同样是占主导地位的
如此十七年就与文革新时期一到合力推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与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斗争
四人帮倒台让十七年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革命根基
历史资源
在此背景下
修订红旗歌谣一方面是十七年文艺归位毛泽东思想
参与新时期建设的重要方式
今天在纪念毛主席倡导采风运动二十周年之际
我们不但要把搜集
整理和研究民歌的工作迅速恢复起来
而且要比过去做得更好
做出更多的成绩
另一方面也是揭批四人帮的有利手段
四人帮诋毁民间文学
他们不但摧毁我国革命文艺
连民歌
民间故事
地方小戏也一概视为低级下流或毒草加以扼杀
新时期初始
人们声讨四人帮阴谋文艺时
经常列出的一条罪状就是江青污蔑民间文艺
鼓吹民歌下流论
搞民歌不是个事
净是情郎和妹子
要不就是后花园赠金的
这怎么能表现工农兵呢
但事实上
与红旗歌谣一样
由江青一手扶持起来的小进庄诗歌也属于新民歌
稍有区别的是
红旗歌谣中还保留了一些情郎与妹妹
还努力将传统民歌中的立足个体生命的情爱叙述转化为群体性的政治伦理
以展现群众对党领袖革命事业的忠诚
小进庄诗歌则在更为激进的阶级斗争鼓动下
粗暴的取消了这一转化环节
让群众直接宣誓自己的政治信仰
但就动机而言
红旗歌谣与小劲庄诗歌都是要在民歌艺术形式的掩护下
以意识形态话语取代传统的民间话语
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可出于批判四人帮的目标之下
红旗歌谣与小劲庄诗歌被分制在民间与反民间
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
前者与革命领袖
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激励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后者则歇斯底里的攻击民歌
全盘否定民歌
沦为劳动人民的死敌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死敌
红旗歌谣借助自己与民间文艺的亲缘关系
获得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的双重支持
他得以在新时期复出
也主要得益于此
但等到一九七九年六月
修订本正式出版时
新时期的总任务中的极左倾向已得到有效遏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一九八一年六月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深刻检讨了社会主义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左倾错误
彻底否定了给党
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在短短一两年内
意识形态风向急剧变化
新时期不再是续接文革
而是力求尽快走出这一历史阴影
以对抗断裂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发展路向
周洋在一九八零年以后也由保守转向开明
围绕人道主义
异化等问题深刻反思己左思潮
红旗歌谣修订本此时陷入尴尬境地
作为十七年经典诗歌选本
红旗歌谣能够修订重版
率先进入新时期
主要借助于三重力量
一是批判四人帮的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是毛主席的领袖权威
三是新民歌与民间
与群众的密切关系
但现在政治方向已由反右变为纠佐
领袖权威也被反对个人崇拜所取代
这意味着红旗歌谣修订本在新时期继续存在的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周洋显然不愿接受这一结果
他所能做的补救工作就是借助历史唯物主义为修订本做些一分为二的辩护
首先承认新民歌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存在的左倾错误
接着再突出新民歌在群众运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源于群众
源自民间
是周扬为红旗歌谣所做的辩护
新民歌也反映了党的领导的左倾错误思路
但是也要实事求是的把人民群众的冲天革命热情和领导工作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
修订本问世一年半后
周洋匆忙补写红旗歌谣评价问题译文
并做了如上声明
其基本思路就是将群众与领导
革命热情与左倾错误区隔开来
然后再将新民歌完全移位至人民群众基础上
然而人民群众这一概念并不像公民
国民那样有着明确的所指
其边界内涵可以根据时代语境与政治需求自由调整
但又因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而拥有不正自明的合法性
权威性
面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频繁剧烈的意识形态错动
红旗歌谣不得不借助人民群众来求取合法存在
只是伴随新时期社会开放多元的发展趋势
人民群众这一抽象主体逐渐分化为互部通约的社会群落
红旗歌谣也就在新时期语境中基本失效了
本书由重庆出版社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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