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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演播
启宽
在独尊儒术的汉武帝的年代
桑弘扬的思想显得特别的潇洒
在后世无数的儒家学者看来
桑弘杨的思想更近乎是狂妄和大逆不道
与西方相比
一直到十五世纪之后
欧洲才出现了类似的重商主义思潮
胡继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论说
桑弘扬几乎已经是摆脱了伦理的局限而考察财富问题
他的重商理念
百代以将少有认可
桑弘扬评传的作者晋文也认为
桑弘扬的经济思想最大的贡献就是强调了工商富国
他所提出以及执行的所有经济政策的主旨并不在于压抑工商业
相反
他最早的
透彻的看到了工商业所存在的巨大利润
对
他的目标在于将工商的私人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
也就是说
他主张以发展国营工商业为主体的命令型计划经济
在这一方面
桑弘扬是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思想
并且进一步的扩大化和制度化
在这个意义上
说中国自古是轻商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伪命题
因为自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
从来没有轻视过工商业
他们只是轻视商人而已
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于国家经营
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复国的一拨人
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了产业经济之后
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的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
而后者必然遭到打压
所以
轻视伤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盐铁论是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出现之后
人们对于经济治理模式的一次总探讨
面对一个前所未见
疆域广大
人口众多的帝国
人们显得焦虑而手足无措
而刚刚过去的武帝盛世
既让他们感到了帝国的荣耀
同时也饱受集权之苦
对在盐铁会议上辩论的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已经非常的深入
甚至可以说
困扰中国至今的众多治国难题
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
以及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困境
在当时已经地陷无疑
让人叹息的是
尽管国人如此早就已经在探索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创新
然而在随后的两千年里
思考一直没有寸进
这一景象的出现
应该与儒家思想在经济思考上的先天不足有着重大的关系
先秦的诸子百家
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
其余的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道家和儒家尤其是如此
道家的黄老
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
全面排斥权力管制
却放弃物质的进步
以内向封闭和无为而治为理想
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
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
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
与法家
墨家乃至农家
杂家相比
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
后世的历代儒学大家
在孔孟铺设的轨道上亦步亦趋
几乎不敢有所创新
因而在经济思想上可以说是颗粒无收
更糟糕的是
经典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
所谓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义
到了汉代
董仲舒更是提出
夫仁人者
正其仪
不谋其利
明其道
不计其功
不求功利的思想
原本无所谓好坏
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
却显得非常的可笑
其实历代的统治者早已经隐约发现了其中的软肋
故有治国需霸王道相杂的体会
后世中国出现了表儒内法的状态
与儒家在经济思想上的贫乏与虚弱是分不开的
因此
在盐铁会议上
群儒对于桑弘扬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
却提不出任何的建设性方案
双方的交锋每每擦肩而过
群如一直不敢直面桑弘扬一再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对外战事不断
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
如果通过增加税赋和徭役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势必激发民变
无异于饮鸩止渴
而采取官员工商业和预税余价的办法
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易富
又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从盐铁论的记录可以见得
在历时半年的盐铁会议上
处在被告地位上的桑弘杨滔滔雄辩
一点也不落下风
甚至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
他还颇为风趣的说
我们的辩论到这里就结束吧
焦年的车子突然遇上雨
就此与诸位先生别过
从会后的政策变动来看
虽然他的政治对手霍光鼓动儒生对国营化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但是最终没有勇气将之全部废止
只是象征性的取消了酒类的专营
不过尽管如此
霍光还是没有放过桑弘杨
在盐铁会议之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八零年的九月
他以参与谋反的罪名抓捕了七十五岁的桑弘杨
并处以灭族的酷刑
一代理财大师以最血腥的方式谢幕
桑弘扬的生命以悲剧的方式结束
可是他的幽灵却飘飘荡荡
从来没有离开过
乱世司弘扬几乎成为了一个规律
他被称为兴历之臣
历代每道财政争论
三弘扬这个名字必然会浮现出来
对于他的褒扬
认同或者是贬斥
成为不同政策理念的一个分野标杆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所有认同桑弘扬的人
几乎都是财经事务的实际执行者
而反对派则往往是在野的知识分子
在桑弘扬被杀之后
盐铁专营政策在西汉的后期基本沿袭不变
所谓的轩辕尘埃平
武士王所变改
而当时的儒家仍然不改变对于他的攻击态度
西汉末期最著名的大儒杨雄便痛骂他是确立之臣
说波士要把它煮熟了祭天
实在是一个好办法
在东汉的初期
专营的政策一度废止
可是到了张帝
也就是公元八十八年前后
又以探官旧典的名义
恢复了盐铁专营和军书
天下纷乱的三国时期
对于桑弘杨悔多欲少
而对他最为倾心的人是有奸雄骂名的曹操
他称桑弘扬为先贤
在其主政时
将多项高营利性的产业归于国营
其中一个是湖粉
也就是从西域进口的化妆品
从财政的角度看
在魏蜀吴的三国中
魏国能够保持军事上的优势
并几乎统一天下
与此颇有关系
隋唐时期
特别是到了中唐之后
桑弘扬再一次成为了热点人物
当时的李财名臣杜佑
刘晏
刘同等人对他非常的推崇
刘晏实行的长平军书法便脱胎于桑法
与此同时
很多文史则唾骂不已
大诗人白居易作长诗盐商赋
对于食盐的专卖制度进行了白描史的嘲讽
诗曰
好以美食有来处
意须惭愧桑弘扬
桑弘扬死已久
不读汉时今亦友
而到了北宋一代
奉桑弘扬为偶像的是梳理国政事务的王安石
称赞他的治国之术为安人之仁政
为国之善经
其变法政策也几乎是对桑弘扬的一次临摹
站在对立面的是司马光
苏轼等人
司马光对于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批评
苏轼对于桑弘扬更是恨之入骨
声称自汉以来
学者耻言商鞅
桑弘扬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
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
如趋营愤会也
言之则污口舌
疏之则污简毒
在苏轼看来
桑弘杨之一害百事
都是司马迁惹的祸
因此写了一篇司马迁二大罪以声讨之
在文章中
他抱怨说
尽管学者耻言商丧
可是唯独当国君的人却很喜欢他们
都在表面上避讳他们的名字
实际上采用他们的政策
更过分的则是从表面到实质都推崇他们
而这一切都是司马迁的罪
从南宋到元明清三朝的七百多年中
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
桑弘扬在道德上彻底的声名扫地
而其政策思路却被悄然继承
一方面
绝大多数的学者对之持以全盘否定的鄙视态度
而批判的角度几乎都是小人言厉
顾炎武在读盐帖论之后写的五言诗中便引导
在汉方盛时
严厉弘扬史还生书一边
挥浊有身纸
发愤次公卿
事立无帘齿
片言折斗梢
遍论垂青史
严厉弘扬史和势力无莲尺几乎成为了一个定论
在另一方面
数百年的历朝治国者
从来没有放弃过国营化的政策
其专营范围更是从盐铁和酒类日渐扩大到粮食
漕运 外贸
铁路等
因而呈现了苏轼所说的洋惠其名而因用其实的现象
到了清末民初
青年学者刘诗培对于桑弘阳市的国有专营政策进行过系统化的批评
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币一文中
他对于盐铁专营和军书平准等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
在他看来
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
以便其专制
其手段则是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
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
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全家
也就是由全市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
从千年的历史经验来看
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平民
但其实他非但不能平易贫富
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国有之策
名曰亦负商而利平民
实则富商无所损
而平民转失其利耳
此故宴之往事
百无一爽者也
因为国家与一切力源既向富民夺取
不得不假以特权
且私立歧事
仍不得不用富商
故富商假国家之事以结民财
这里所谓的富商
其实已经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
他们已经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
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
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一工商模式之中
商人彻彻底底的失去了自主的能力
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计生阶层
尽管如此
从盐铁会议上的儒生
到杨雄
司马光和刘世培
仍然无法实质性的回答桑弘阳提出过的那个难题
如果不采取盈利性的国有专营制度
如果国有资本不保持对于国民经济的高度控制
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如何得以维持
正是在这里
仁以为本
轻腰薄赋的儒家理想与中央集权的财政需要
构成了一对尖锐的制度性矛盾
百代之后的今天
桑弘扬的设问仍然冷冷的摆在所有的中国人面前
在桑弘扬去世之后的八十多年里
汉帝国一直没有从武帝留下的盛世后遗症中摆脱出来
由于国营化运动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太大
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
算民令再未重启
军书和平准二法基本废止
盐铁专营政策几度反复
自武帝之后
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
中央朝纲日渐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
而在地方上
则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氏族势力
在财经上
它与春秋战国的贵族经济不同
俨然构成了前所未见的世族经济
与贵族相比
氏族也是以血缘关系来维系和传承的
不过他没有法定的世袭性
其延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
同时
氏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大
国家意识薄弱
对于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在后汉书中有樊洪传
里面说樊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氏族案例
樊洪的祖先是周代的众山府
周宣王时以务农经商而闻名
以平民身份授举荐进入王室任卿室
也就相当于后世的宰相
之后受封于樊
子孙便以此为姓
樊贾世代居住在工商业相当繁荣的南阳
樊红的父亲善农家
好货值
资质巨万房价
在当地有农田三百多顷
所盖的房屋都有崇堂高阁
方圆之内
农林牧
畜渔等多种经营样样具备
而且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
樊家庄园的四周
建有自卫的乌堡
还有一支照之能战的私人武庄
在庄园内劳作的农户
要么是樊姓子弟
要么是雇佣的佃农
他们都只对樊家纳卒
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户籍管辖之内
这样的樊家庄园
俨然宛如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己
闭门成事
樊家还与当地的氏族
望族结成了极其复杂的燕青联盟
樊洪的姐姐嫁给了南阳的一个刘姓宗亲
而刘家又与当地的望族李家
邓加接亲
在西汉末年
这种庄园化的氏族经济遍布帝国的大江南北
跟历史上的所有现象一样
氏族的产生是制度性的产物
它与两种制度有关
一种是君爵制
一种是官僚推举制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
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能否成为势力
主要看两件事情
一是拥有多少土地
二是拥有多少人口
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
能够拥有这两者的人
都是中央分封的贵族诸侯
日久天长
他们就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重而出现了春秋战国时的割据局面
秦国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贵族世袭体制
他提出的军爵制
也就是军工授田制度
让非贵族血统的普通人通过成功也能够获得大量的土地
在此后的五百多年里
由战国而秦
再由秦入汉
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工地主
他们获得受田
然后凭借丰厚的赏赐
俸禄
社会地位的优势
再大肆购置田地
与此同时
他们还招募大量的私人农户
这些人租耕土地
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
甚至不服徭役
不视政府的在册编户人口及经济安排
按照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
具有强烈的封闭性
可以完全不依赖外界而独存在氏族内部因为血缘宗族而构成的纽带
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
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何种社会活动
这些因为军功而成为大地主的人
之所以能够延续数代不衰
成为所谓的世族
还与另外一个制度有关
那就是官僚推举制
自殷州以来
朝廷的官吏都是靠推举产生的
由此出现了一种现象
那就是各路豪强广收门客
为亲是举
其子孙门徒长久把持官职
累氏拜相为将的情况比比皆是
到了西汉中后期
这一情况已经比较严重
出现了四世三公
四世五公的佳话
氏族门阀也由此诞生
即百年经营
这股日渐壮大的氏族力量惊人的繁衍
在朝堂之上
他们左右政策的走向和人事安排
在地方
则官商结合
自成体系
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
盘根错节
最终成为了与先秦贵族经济全然不同的氏族豪强气候
听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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