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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高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
河里发大水
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
有位知青下水去追
电线杆没捞上来
人却淹死了
这位知青受到表彰
成了革命烈士
这件事情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
我们的一条命
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
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
不瞒您说
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
所以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
照我看来
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
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
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
但人家告诉我说
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
见到它被水冲走
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
不要说是木头
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去
他们还说
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
幸好还没说我是反动
实际上
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
水性也好
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
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
假如水势太大
我也可能被淹死
成为劣士
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
这就是说
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
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
时隔二十多年
我也读了一些书
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
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
自打孔孟到如今
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
一种
编写生活的脚本
另一种
去演出这些脚本
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
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
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
所谓上至下愚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致于人
就是这个意思吧
从气质上来说
我只适合当演员
不适合当编剧
但是看到脚本编的太坏
的时候
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
就被当成落后分子来看待
这么多年了
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
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
牺牲自我
成就超我
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
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
但总是希望剧情合理一些
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
举例来说
洪水冲走国家财产
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
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
捞木头上成河理
捞稻草就太过分了
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
现在的人会同意
这最不在我
剧本编的实在差劲
由此就可以推导出
崇高并不总是对的
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
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
也不会跳下水
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
事实上
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
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
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
假如这是对的
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能只顾浪漫煽情
要留有余地
换言之
不能够只讲崇高
不讲道理
举例来说吧
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
说卿卿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
孝敬父母
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
所以臣民向君父贡献一切
就是崇高之所在
孟子的文章写的很煽情
让我自愧不如
他老人家要是肯去作诗
就是中国的拜伦
只可惜不讲道理
臣明奉献了一切之后
靠什么活着
再比方说
七十年代
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
为公前进一步死
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
这是不讲道理的
我们都死了
谁来干活呢
在山情的伦理流行之时
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
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
不是累死就是饿死
高调加虚伪
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
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
理学越兴盛
人也越虚伪
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
七十年代的吊门最高
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
因为这是为了能够活着
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
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
还是一味的煽情
假如是后者
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
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
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
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
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悲下
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
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
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
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
评价也该是相反的
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
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
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
在七十年代
高调唱的好就能升官
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
也就不好说了
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
应该试试去写诗
照我看
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
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
于公于私
这都不是坏事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