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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性政治制度下的增长
现在的刚果是一个极端案例
没有法律
产权高度不安全
然而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极端主义无法服务于精英们的利益
因为它会破坏所有的经济激励
只生产很少可用于攫取的资源
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经济增长和繁荣
与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关
而给举性制度通常会造成停滞和贫困
但是
这既不意味着汲取性制度从来不会产生增长
也不意味着所有的汲取性制度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在汲取性制度下
增长可能有两种截然相反
但又相互补充的方式
第一种
即使经济制度是汲取性的
当精英们能够直接将资源配置到他们自己控制的高生产率活动中时
增长就是可能的
在汲取性制度下
这种增长最突出的例子出现在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加勒比群岛
那时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奴隶
在种植园极差的条件下工作
生活刚刚达到温饱线的水平
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和过度疲劳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巴巴多斯
古巴
海蒂和牙买加
少数大农场主精英控制着所有的政治权利
拥有所有的资产
包括所有的奴隶
尽管大多数人没有权利
但是农场主的财产和资产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尽管存在残忍剥削大多数人的汲取性经济制度
但是这些岛屿仍然是世界上最富的地方
因为这里出产糖
并在世界市场上销售
直到必须转向新经济活动时
这些岛上的经济才出现了停滞
因为新经济威胁到了大农场主精英层的收入和政治权利
另一个例子是苏联从一九二八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
这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高度汲取性的
市场受到严格的限制
然而苏联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
因为它能够运用国家的力量把资源从使用效率不太高的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领域
当制度允许某种程度即使不完全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发展时
第二种汲取性政治制度下的增长就会出现
许多采用汲取性政治制度的社会远离包容性经济制度
因为担心创造性破坏
但是精英们努力垄断权力的程度在不同社会存在差别
在有些社会
精英阶层的地位足够安全
当他们确信转向包容性经济制度不会威胁他们的政治权利时
他们就可能允许进行某些变化
另一种情况
当时的历史情形可能造成汲取性政治制度拥有了较为包容的经济制度
而且统治阶层绝不去阻碍它
这就提供了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出现经济增长的第二种方式
朴正熙将军领导下的韩国的快速工业化又是一个例子
朴通过一九六一年的军事政变当权
但是他这样做是在一个受美国高度支持
经济制度基本包容的社会中进行的
尽管嫖的制度是专制的
但是该政权感觉到促进经济增长足够安全
而且实际上也积极的这样做了
这里面一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这一政权不是受到集体性经济制度的直接支持
与苏联和大多数汲取性制度下增长的情况不同
韩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汲取性政治制度转向了包容性政治制度
这一成功转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韩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变得足够包容
这使得他们能够削减汲取性政治制度的一个强大基础
经济精英从他们自己或者军队对政治的控制中几乎得不到利益
韩国收入的相对平等也意味着精英几乎无需担心多元主义和民主制度美国所施加的观念影响
以及特别是朝鲜威胁的存在
这些也意味着挑战军事独裁的强有力的民主运动不可能长期受到压制
朴正熙将军一九七九年被暗杀之后
紧接着发生了另一场由权斗焕领导的军事政变
但是全斗焕选择的接班人卢泰渝开启了一九九二年之后巩固多元主义民主的政治改革进程
当然
这种转型没有发生在苏联
结果苏联的增长逐渐萎缩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开始崩溃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彻底分崩离析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苏联和韩国的经验有几点共性
中国早期阶段的增长是农业部门的激进市场改革带头进行的
而工业部门的改革更温和
甚至今天
中国政府在决定哪些部门
哪些公司接受额外资本和进行扩张中仍起核心作用
就像鼎盛时期的苏联
中国的迅速增长仍然是在国家控制下的增长
还没有完全向包容性制度转轨
中国经济制度远不是完全包容性的
这个事实表明
出现韩国式的转型很不可能
当然
并非完全不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
政治集权对汲取性政治制度下两种增长能够发生的方式都很关键
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集权
巴巴多斯
古巴
海蒂和牙买加的农场主精英就无法遵守法律秩序并捍卫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产
没有一定的政治集权和牢牢掌控政治权力的企业
韩国的军事精英和中国共产党都无法感觉可以可靠的进行重大经济改革
并继续尽力保持权力
并且
没有这种集权
苏联政府就无法配合经济活动
把资源配置到高生产率领域
因此
汲取性政治制度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就在于其政治集权的程度
我们发现
没有政治集权的那些国家
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
即便实现有限的增长都面临困难
尽管汲取性制度能够产生某些增长
但是他们通常无法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当然也不会产生与创造性破坏相伴的那类增长
当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汲取性时
创造性破坏和技术变革的激励就不会存在
国家暂时可能会通过法令配置资源和人口而创造快速经济增长
但是这个过程天生具有局限性
当限制出现时
增长就停止了
就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
尽管苏联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
但是在大部分经济领域几乎没有技术变革
因为该国是通过向军事部门投入大量资源发展了军事技术
甚至在空间竞赛和核武器竞赛中一度超过了对手
但是
这种没有创造性变革
没有广泛技术革新的增长难以持续最终戛然而止
另外
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支持经济增长的各种安排
从本质上讲是脆弱的
这些安排可能会崩溃
也可能会很容易的被汲取性制度自身所产生的内讧摧毁
事实上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会造成易于产生内讧的总体趋势
因为这种制度会导致财富和权力向少数精英手中集中
如果另一个集团能够打败并超过这些精英而控制国家
那么他就会成为享受这种财富和权利的集团
结果就像我们讨论的古罗马帝国后期和玛雅帝国的崩溃时所阐明的
为控制全权国家进行的斗争通常是不易察觉到的
它可能会周期性的加剧并造成这些制度的毁灭
它会变成内战
有时会造成国家的政体垮台和崩溃
这种安排的一个隐含的结果就是
在汲取性制度下
一个社会即使最初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国家集权
它也不会稳固
事实上
为获取给取性制度中的控制权进行了内讧
通常会导致内战和广泛的失去法律约束的现象
就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
以及拉丁美洲和南亚的有些国家一样
最后
像韩国一样
在汲取性政治制度下实现了增长
而经济制度又具有某些包容性的特征时
通常会存在一种危险
即经济制度的汲取性加强
增长停止
那些控制政治权力的人最终会发现
获益更多的方式是运用他们的权力
限制竞争
增大自己所分得的蛋糕
甚或从其他人那里窃取和掠夺
而不是去支持经济进步和发展
分配和运用权力的能力
最终会成为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
除非政治制度从汲取性转向了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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