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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变色嗜朝
变色嗜朝这四个字出自礼记
变色指的是分辨天色
弑朝指的是处理朝政
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君主看到天色蒙蒙亮
就该召集大臣们处理朝政了
这本书研究的是清朝的中央政府怎么开会
怎么处理政务文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北京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李文杰
目前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
他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
今天我们形容繁重的工作
还会用到一个成语叫文山会海
可见文书和会议是组织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里
开会和处理政务文书也是皇帝和大臣们最主要的日常工作
假如把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
那文书就是系统中流动的血液
而会议塑造了整个系统的结构
怎么开会
就决定了文书怎么在官僚系统中流转
了解清朝人怎么开会
怎么处理政务文书
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
有什么价值呢
在我看来啊
这本书的价值主要有两点
第一
历史爱好者们总是喜欢谈论古代王侯将相的丰功伟绩
但其实啊
传奇的历史事件在那些历史人物的人生中也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他们大部分的人生和我们一样
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度过的
了解古代王后将相的日常工作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历史更真实
更平凡的一面
第二
会议和文书制度并不是僵化的程序
制度的背后是对权利和责任的分配
剖袭清朝的历史
可以帮助我们透过制度的表象
看到权责分配的本质
从而更深刻的理解制度的逻辑
接下来
我就分两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在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清朝的朝会制度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文书在不同形式的朝会中如何流转
在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
辛酉政变
我会从权力和责任的角度来为你分析清朝后期朝会和文书制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看清朝早期的中央政府怎么开会
文书在官僚系统中怎么流转
我们都知道
清朝的统治者是女真族的爱新觉罗氏
在明朝
他们原本只是管辖着中国东北一块不大的地方
清军入关后
爱新觉罗氏的统治范围急剧的扩大
突然接管了庞大的官僚系统
每天都要面对复杂的政务
清朝的皇帝也犯了难
该怎么给文武百官开会呢
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照搬前朝的制度
清朝初年的统治者决定沿袭明朝的朝会制度
玉门听政
所谓的玉门听政
指的是皇帝在乾清门垂听政事
乾清门是紫禁城乾清宫的正门
今天你到故宫参观
由南向北
穿过太和殿
中和殿
保和殿
来到一片开阔的地带
迎面看到的这座大门就是乾清门了
玉门听政就是在前清门前的这块空地上举行的
玉门听政的排场很大
开会的时候
满朝文武
不管是各个衙门的主要负责人
还是中下层的官员都要到场
在这个会议上
处理文书的过程是公开的
皇帝坐在前清门前的御榻上
面前摆着一张放奏章的桌子
各个衙门的官员都在前清门东侧的台阶下面等着
轮流上台向皇帝汇报工作
他们汇报工作也有一套固定的动作
官员要先登上台阶
跪着把奏章放在皇帝面前的桌子上
再推到一边
再次跪下和皇帝说话
等到皇帝给出了处理意见
官员们再按照品级顺序从台阶上退下来
下一个衙门的官员还要重新走一遍这套流程
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玉门听政至少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
首先
玉门听政的程序太繁琐
太冗长了
一个衙门上台汇报
剩下所有的衙门都在下面干等着
这样开会效率显然是不高的
再有
玉门听政是一个对全体大臣都公开的会议
奏章上的信息毫无保密性可言
当着全体同事的面向最高领导汇报工作
那有些得罪人的话当然就不方便讲了
而且在这样公开的场合讨论军国大事
还有泄露情报的风险
既然有这么明显的缺点
清朝早期的皇帝为什么还要玉门听政呢
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权衡
玉门听政是在康熙皇帝亲政后成为固定制度的
在那个时候
清朝的统治根基还不够稳固
比起追求开会的效率
康熙皇帝更希望通过开会来建立一个勤政的传统
在康熙皇帝亲政的五十四年间
没有特殊情况
几乎每天都要玉门听政
而且开会的时间也很早
春夏两季在早晨七点
秋冬两季在早晨八点
每天都要起个大早和皇帝见上一面
中央政府里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当然也就不敢怠慢工作了
所以除了处理政务
玉门听政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打卡
那奏章的保密性差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
我们倒也不用替康熙皇帝担心
在他的时代
除了公开的奏章
皇帝和大臣之间还有一条秘密的信息管道
如果要讨论军事机密
或者是弹劾某个高官
官员们可以写一封奏折
密封好
通过秘密的渠道直接提交给皇帝
有了密辙这种上奏的方式
康熙皇帝就算每天开大会
也不用担心错过重要的信息了
不过
康熙皇帝喜欢玉门听政
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却完全无法忍受
在登上皇位的过程中
雍正皇帝经历了著名的九子夺嫡
他和八个兄弟为了夺取皇位展开了残酷的竞争
从这场竞争中胜出后
雍正皇帝当然心有余悸
他对信息保密性的要求也远高于他的父亲康熙皇帝
所以刚一登基
他就对朝会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
雍正皇帝不再要求全体大臣都来参加每天的朝会了
朝会改为轮班奏事
所谓的轮班奏事
就是中央政府的各个主要衙门轮流值班
一个衙门只负责一天的朝会
皇帝每天只接见一个衙门的官员
专心处理一个领域的工作
其他的衙门有紧急的事务可以加班上奏
假如没什么要紧事
那就不用来开会了
专心处理自己负责的工作就好
这样一来
文武百官不用有事儿没事都来开会
白白消耗时间和精力
朝廷处理政务的效率当然会大大提高
而且每天只来一个衙门
信息的渠道收窄了
保密性当然也就比玉门听政要高一些
不过雍正皇帝对信息的保密性还有更高的要求
针对政务文书的形式
雍正皇帝也进行了改革
他把康熙年间专门用来处理军国大事的密折制度变成了常规制度
规定朝廷上下所有的官员
事无巨细
一律密折上奏
这样一来
全体官员的汇报都是写在密封好的折子里
直接交给皇帝的
在皇帝拆阅奏折的时候
折子里的信息只有写折子的大臣和皇帝两个人知道
经过轮班上奏和密折上奏这两项改革
全国上下的政务文书全都汇聚到了皇帝一个人身上
信息的保密性当然是大大的提高了
不过
雍正皇帝以一己之力处理全国的政务毕竟是不现实的
他当然还是需要大臣们的辅助
但他又不喜欢开玉门听政这样的大会
怎么办呢
雍正皇帝组建了一个新的机构
叫军机处
军机处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
里面的官员分为两级
高级的叫做军机大臣
低级的叫做军机章京
文章的章
北京的京
军机大臣是皇帝亲自从内阁大学士
尚书
侍郎这些高级的中央官员里任命的
这些人的任务是充当皇帝的高级顾问
军机章京是从中央政府里品级较低的官员里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
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按照皇帝的意思草拟奏折的批复意见
有了军机处理这帮秘书人员的辅助
皇帝遇到拿不准的事情
可以找军机大臣们商量
需要拟定复杂的批复意见
也不用亲自动笔
找个军机章京代笔就可以了
这样办事保密性高
效率也高
从雍正改革以后
清朝处理政务的朝会就从玉门听政这种大会变成了主要由皇帝和军机大臣们参加的小会
政务文书也从公开的奏章改成了机密的奏折
从此以后
玉门听政举行的频率逐渐降低
他从康熙年间的每天举行
到后来的几天甚至几个月才举行一次
最终在一八六零年以后彻底消失
不过
虽然常规的朝会变成了小会
大会仍然具有特定的功能
并没有完全被历史淘汰
开大会的第一项功能是提供仪式感
大会的人数多
排场大
更容易制造出庄严的气氛
所以到清朝后期
朝廷还是保留了大朝
长朝这类的礼仪性质的会议
在特定的日子里
皇帝在大殿召见百官
接受朝拜
大会的另一项功能是分摊责任
在晚清时期
遇到特别重大的军国要事
统治者还是会召开大规模的会议
比方说一九零零年
慈禧太后在对十一国宣战之前
就召集了一百多名官员开会
不过这场会议上发言的人并不多
慈禧太后召开会议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集思广益
而是因为她知道宣战是一部险棋
历史
责任重大
要以至少在形式上要让这个决定显得像是一个集体决策的结果
要让所有的大臣一起来背锅
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慈禧太后的老辣
宣战后不久
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城
为了同列强议和
慈禧太后迅速诛杀了一批当初参加会议的主战派官员
她自己则免于被列强追究
保住了权位
早在宣战前的那场大会上
慈禧太后就为事后甩脱责任
找好了替罪羊
在前面这一部分
我们回顾了清朝的朝会和文书制度的发展过程
简单来说啊
清朝的朝会经历了一个从开大会到开小会的转变
大会指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玉门听政
小会指的是雍正改革以后
主要由皇帝和军机大臣们参与的朝会
比起大会
小会在决策的效率和信息的保密性上都有显著的提高
在这个过程中
文书的形式也从公开的奏章逐渐演变成了机密的奏折
会议怎么开
文书怎么流转
这并不是僵化的制度问题
制度的背后是对权利和责任的分配
在一次采访中
本书的作者李文杰提到
体制中的权利和责任被文书限制
中国历史传统中
文独主义强大
我们看到的是文书上凝聚的权利
但背后还有连带责任的问题
文书的签名可以分散全责
在上位者可以调整文书的接触范围
处理流程来限定这个系统中各方的权利
施政者可以通过文书来分担自己的责任
降低风险
像这样分析权利和责任的分配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看待制度问题的视角
从这个视角来看
雍正改革缩小了会议的规模
收紧了信息渠道
这不仅增强了皇帝的决策权
也让皇帝和军机大臣们背上了更沉重的责任
而慈禧太后正是通过开大会的方式
把沉重的责任分摊出去
我们顺着这条思路
在进一步思考雍正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制度
这套制度平稳的运行了一百多年
直到清末立宪时期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动
他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强呢
从分配权利和责任的角度来看
这套制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变色世巢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
雍正以后的这套制度
本质上是确立了皇帝对奏折的先乐权
所谓的先阅权
指的是皇帝拥有优先阅读奏折的权利
在雍正改革以后
全国的政务文书进入中央政府
首先要汇集到皇帝的办公桌上
皇帝成了整个大清帝国的第一道信息闸门
皇帝拥有先阅权
倒不是说他一定会影响到政务的最终决策
在大多数时候
中央各衙门呈上来的奏折都是常规的工作报告
皇帝一般也就是翻看一下
在奏折上写下知道了三个字
表示他了解情况了
如果有衙门遇到了常规的问题
拟定了常规的处理意见
上奏请求皇帝批准
皇帝一般也就是写上一意两个字
表示尊重衙门的专业意见
就这么办
我们今天在故宫的纪念品里还能找到一款胶带纸
上面印着知道了三个字
这就是雍正皇帝在批复奏折时亲笔写下的字迹
雍正皇帝还算是爱写字的
清朝皇帝批复奏折的方式在雍正以后更加简化
皇帝看完奏折
用指甲在奏折上横着划一道
就表示知道了
竖着划一道
就表示一一一个字都不用写
所以在当时的皇宫里还产生了一个成语
叫横之竖义
指的就是皇帝批复奏折的方法
既然皇帝在大多数时候并不会主动干预政务的决策
那他为什么还要紧紧握着先阅权不放手呢
最简单的解释
当然是为了保证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不被篡改
按照雍正皇帝设计好的制度
一封奏折从大臣写完密封好
到被皇帝拆开阅读
这中间不会有第三个人看到里面的内容
大臣的意见会原原本本的呈现在皇帝的眼前
除此之外
先越权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有利于皇帝形成纯粹的主观意见
这一点也很好理解
假如你遇到问题
自己还没想清楚
就找别人商量
那你的思维就很容易迷失在别人的意见里
丧失自己的判断力
皇帝是整个国家的领导者
当然不能没有主见
随便让大臣们牵着鼻子走
不过
要想真正理解先越权的重要性
我们不妨反着问一个问题
假如皇帝的先阅权受到了威胁
会引发什么样的危机呢
在清朝的历史上
发生在一八六一年的辛酉政变是一件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
在辛酉政变中
西宫太后慈禧和东宫太后慈安两个人合力铲除了政敌
开始垂帘听政
回到历史的现场
究竟是什么引爆了两宫太后和政敌之间的冲突呢
其实这场政变的起因就是皇帝的先越权受到了挑战
我们都知道
在辛酉政变的前一年
一八六零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清朝的中央政府逃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庄
在承德
咸丰皇帝整天忧心国事
患上了重病
眼看就要不久于人世了
皇帝没有体力批阅奏折
只好委托他最信任的八位大臣替他处理朝政
摆在咸丰皇帝面前的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他的儿子
后来的同治皇帝当时只有五岁
一个五岁大的孩子
当然没有能力治理国家
更何况是在当时的危急存亡之际
咸丰皇帝决定委托当时替他处理朝政的这八位大臣继续辅佐未来的小皇帝
他授权这八位大臣在小皇帝登基后
继续拟定所有奏折的批复意见
这是一项很大的权利
咸丰皇帝也明白
这么重大的事物
一旦假手他人
到了将来自己的儿子亲政的那一天
八大臣的权利可就很难收回了
所以他给自己的家人留了一个后手
咸丰皇帝把自己的两枚印章赐给了皇后和儿子的生母
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
咸丰皇帝规定
八大臣拟定的处理意见
只有盖上了这两枚印章
才能正式生效
做好了这些安排
咸丰皇帝不久就撒手人寰了
他五岁大的儿子载淳登上了皇位
按照从雍正年间传下来的制度
这时候全国上下送到中央的奏折
首先要递进宫里
请小皇帝先看
不过这时候的小皇帝字儿还没认全呢
所以奏折就由两宫太后替小皇帝看
这时候奏折的先乐权还是把持在皇家的手上
两宫太后看过奏折
再把奏折下发给八大臣
请他们拟定处理意见
八大臣拟好了意见
奏折还要再次送进宫里
经太后们盖上两枚印章
这才能发给各个衙门去执行
按照这套流程
在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里
就形成了两个势均力敌的权力集团
一个是两宫太后和小皇帝这母子三人
一个是咸丰皇帝委托处理国事的八位大臣
这两个集团的权利都来自已经驾崩的咸丰皇帝
在处理朝政时
也各自承担着一块不可替代的职能
两个集团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不过这种平衡很快就被一次突发事件打破了
在当时的清政府里
有位官员名叫董元淳
他给小皇帝上了一封奏折
大意是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假如这项建议得到采纳
当然会极大的增加两宫太后的权利
削弱八大臣的权利
这封奏折递进宫里
两宫太后感到事关重大
就把奏折扣下了
想要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处理
没想到啊
他们还没商量出个主意
八大臣已经派人来到宫里
气势汹汹的索要这封奏折
这件事很奇怪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按照当时的制度
奏折都是密封好直接递进宫里的
董元纯的奏折被扣在宫里
还没有发下来
八大臣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一封奏折的呢
难道他们事先偷看了奏折里的内容吗
这一点他们倒是不敢的
在这以前
清朝只有过一个大臣敢于侵犯皇帝对奏折的先阅权
这个人是乾隆年间的军机大臣和珅
在和珅权倾朝野的时代里
大臣们给皇帝上奏折
要抄写一份副本直接交给和
这让和和乾隆皇帝掌握了同等的奏折先阅权
和珅的这种做法在嘉庆皇帝清算他的时候
受到了严重的指控
我们回到董元淳上奏折的故事
这时候的八大臣可都是政坛上的老手
对本朝的政治禁忌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当然不敢犯下跟和珅一样的错误
不过啊
八大臣还是搞了一个小小的发明
他们规定
全国各地的奏折在送到中央的时候
要附上一份清单
上面写清楚奏折的数量和上奏人的名字
这张清单是交给八大臣的
这样一来啊
当天的奏折递进宫里
再发回到八大臣的手上
他们数一数奏折
再对照一下清单
就能知道太后有没有扣下了谁的奏折
这就好比在今天
董元纯和太后打了一通电话
八大臣虽然没有直接监听这通电话
但他们掌握了这两个人的通话记录
董元纯的奏折就是这样被八大臣发现的
正是这封奏折引发了后来的辛酉政变
其实啊
两宫太后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京城里
在当时的承德
他们未必有实力和八大臣展开正面对抗
太后们扣下董元淳的奏折
或许是想要不动声色的从长计议
但是啊
八大臣派人进宫索要奏折
这一要
太后们也就瞒不住了
他们索性要求八大臣批准董元纯的建议
建立垂帘听政的制度
八大臣当然不想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了
他们为董元淳的奏折写了一份批复意见
在这份意见里痛批董元淳
随后采取了罢工的方式要挟两宫太后为这份处理意见盖章授权
这场风波最后以两宫太后的妥协收场
他们在八大臣痛批董元淳的那份文件上盖了章
八大臣这才恢复办公
让朝政重新运转起来
经过这场正面交锋
两宫太后和八大臣的冲突就摆到了明面上
太后们表面上妥协
其实早就在暗中联络好了自己的盟友
在北京布下了捉拿八大臣的天罗地网
不久之后
八国联军事件平息
承德的中央政府刚刚迁回北京
两宫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将八大臣中的三人杀死
剩下五人革职充军
在掌握了权力之后
太后集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八大臣发明的奏折清单
规定全国各地的官员在向中央提交奏折的时候
都不再向任何人提供奏折的数量和上奏人的名单了
回顾清朝朝会和文书制度的演变
我们可以看到啊
随着朝会规模的缩小
文书形式由公开转向机密
皇帝在掌握更大决策权的同时
也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从分配权利和责任的角度来看
雍正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套制度
本质上是确立了皇帝对奏折的先阅权
这项权利对皇权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在辛有正面前
八大臣甚至还没有僭阅皇家对奏折的先阅权
仅仅是在先阅权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属奏折的权利
就已经能够监控两宫太后的信息渠道
对皇权形成了严重的挑战
研究清朝的政治制度
能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在一次采访中
本书的作者李文杰提到
每一种制度下的决策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具体到文书行政上
商讨大事签署文书的责任人多了
似乎形式上就是民主了
但权力分散
责任也就分散了
权力分散能避免权力被滥用
但伴随而来的责任分散
很可能会造成决策的平庸化
所以
笼统的说
集中或者集体决策
好或者不好
都不太合适
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在上者有相对理性的共识
并且有一批具有专业和担当精神的人来做决策
这是作者的个人感悟
你又是怎么看待这段制度演变的历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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