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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祖父朱棣并称二祖
轩人
一手缔造仁宣之治
他是蟋蟀天子
更是文武双全的盛世明君
且听大明王朝之宣宗朱瞻基走进那个万国来朝的时代
第二百四十七章
守政之道
朱瞻基摇了摇头
他知道把苏州
松江的税负转嫁到其他地区
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与其转嫁负担
不如削减开支
朝廷每年的开支有些是可以省的
比如宫廷的用途可以再节省一些
各地的官仓可以少积存一些
南京的留守军队可以再裁减一些
只要开支减少了
税赋自然就能减轻
杨士奇听了这话
心里暗暗感叹
他侍奉过三位皇帝
朱棣好大喜功
朱高炽宽仁但短命
只有朱瞻基既有祖父的决断力
既有父亲的仁厚之心
一个皇帝能够主动提出削减宫廷开支来减轻百姓负担
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宣德六年十月
朱瞻基下旨将苏州府的税粮定额从二百七十七万石减为二百二十万石
松江府从一百二十万石减为九十万石
这个调整虽然幅度不大
但意义重大
它标志着朱元璋时代惩罚性税赋的终结
也标志着宣德朝治国理念的成熟
当然
这个决策并非没有争议
一些保守派官员认为修改祖制是对朱元璋的不敬
但朱瞻基的态度很明确
祖制是为了治理国家
如果祖制已经不适合现实需要
就应该进行调整
他用一句话堵住了保守派的嘴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本来就是为了百姓
如果因为祖制而让百姓受苦
这难道是太祖的本意吗
减免税粮的政策在宣德六年到宣德八年间一直得到严格执行
三年之后
苏州
松江两府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
百姓有了积蓄
开始修缮房屋
购买农具改善生活
地方官员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催征税粮不再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宣德八年秋天
户部向朱瞻基报告了一个好消息
虽然苏州
松江两府的税粮定额降低了
但因为百姓生产积极性提高
土地复垦面积增加
实际征收的税粮数额并没有减少太多
宣德七年苏州府实际征收的税粮是二百一十八万石
比新定额还多出了两万石
这说明减轻税赋不仅没有减少财政收入
反而因为刺激了生产
使税基更加稳固
朱瞻基听到这个消息后
对杨士奇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自己刚即位的时候
有人劝他不要轻易减税
说国家财政困难
减税会让朝廷入不敷出
如今看来
减税不但没有让朝廷变穷
反而让国家更富了
可见治国之道不在多征
而在善用
杨士奇的回应同样意味深长
他引用了一句古训
百姓富足了
国君怎么会不富足呢
百姓富裕了
国家自然就富强了
反过来
如果只知道向百姓索取
最终只会让百姓逃亡
国家衰败
这番话道出了宣德朝治国的核心理念
与民休息
宣德六年减免苏州
松江等府税粮
看起来只是一项具体的财政政策
实际上是宣宗治国思想的集中体现
他不再像祖父朱棣那样追求赫赫武功
也不再像父亲朱高炽那样仅仅停留在宽仁的口号上
而是找到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
通过减轻百姓负担来恢复经济活力
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它需要皇帝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平衡各方利益
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保守派的反对
更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政策效果的显现
朱瞻基做到了这一点
而这正是他被称为守成之君最高典范的原因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
就在朱瞻基减免江南税粮的同时
北方的边防压力却在悄然增大
蒙古的瓦剌部正在崛起
而明朝的军备却因为财政紧张而难以维持
宣德六年减免税粮的决策虽然让江南百姓受益
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
这个矛盾在朱瞻基去世后不久就爆发了出来
这便是历史复杂性的所在
任何一项决策都有其利弊
任何一项善政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宣宗朱瞻基选择了让百姓休养生息
这个选择在当时是正确的
但它也为后来的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
而是在各种矛盾中不断权衡取舍的过程
宣德五年公元一四三
非年春天的北京城杨花已经落尽
户部的一封奏疏被送到乾清宫的案头
内容并不新鲜
但每一行字都透着沉重
江南五府的赋税拖欠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漕运效率一年比一年低
苏州 松江 常州
嘉兴
湖州那些负责征收和运输税粮的粮长们联名上书
说百姓已经不堪重负
逃亡的人越来越多
这已经是当年第三封同样的奏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