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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这里是小云声声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有一段时间
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告密文化
论者言之凿凿
说告密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传统文化是资深告密的沃土
听得我的心都碎了
难不成告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
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命
但心一想
又觉得不对
在传统社会
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
中国的主流文明与其说是告密文化
不如说是反告密文化
过去处于主流正统地位的儒家文明
对告密行为可谓是深恶痛绝
孔夫子曾问他的弟子子贡说
你最讨厌哪些行为
子贡说
恶矫以为智者
恶不驯以为勇者
务节以为职者
这里的节即告密
将告密当成政直的表现
是子贡最厌恶的行为之一
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
由于直接破坏了小共同体最基本的人际信任
挑战了人伦底线
更是受儒家抵制
曾有一个人告诉孔子
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
发现父亲偷了人家的羊
便跑到官府举报了
孔子说
吾党之职者亦于事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亲亲得相隐匿
社会的人伦底线才不会被突破
用汉匈帝的话来说
父子之亲
夫妇之道
天性也
虽有祸患
有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与心仁厚之志也
岂能为之哉
自此
子首逆父母
妻逆夫
孙逆大父母
皆勿作
其父母逆子
夫逆妻
大父母逆孙
最殊死见
上请廷位以为闻
亲亲相引的原则自此列入中华法系
并历代相言
不要认为亲亲相引是臣腐过时的观念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
同样非常明确的承认公民不给亲人证罪的亲亲相引权利
当然
我也不否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
但我们需要知道
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
而不是主流的儒家
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
用善则明亲其亲
任坚则明亲其智
恒而复之者
善也
别而归之者
奸也
张善则过逆
任奸则罪诸
商鞅认为
善民重视亲情
会相互包庇
奸民则相信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
会相互告奸
人民热衷于告奸
罪恶便无处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
商鞅鼓励告密
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奸民
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
告密行为是为人所不耻的
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
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
历史上
但凡深寒法术大行其道的时期
告密之风便会盛行一时
比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
汉武帝时代
武则天时代
朱元璋时代
以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
而受儒家价值观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
告密之风则大为收敛
我不是说宋朝就没有告密
而是说
告密的行为在宋朝并不受鼓励
士大夫群体乃至君主都自觉抵制告密
以告密为耻
宋真宗时
李亢任宰相
一日
宋真宗问李亢
人皆有秘
气清独无
何也
密起及秘密奏事
向皇帝打小报告
李浩对打小报告非常反感
说
臣待罪宰相
公室则攻
言之何用
密起夫人
臣有密起者
非蟾即佞
臣尝物之
岂可效忧
李浩认为
只有那些品德败坏的人才会喜欢打小报告
真宗的儿子仁宗当皇帝时
有一回见官韩将收到同僚林宪可送来的一封信
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世
韩将身为建官
觉得应该向皇帝报告
并将这封私信交给仁宗
临县可遣其子取书抵臣
多斥中外大臣过世
臣不敢不以闻
宋仁宗却说
朕不欲留忠
恐开告捷之路
帝迟归坟之
叫他将书信带回去烧掉
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过失皆以整治吏治嘛
当然不是
但他深知
如果为了掌握臣下动向而纵容告密
对政治品质的败坏将远甚于钟外大臣过失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觉意志告密政治的时期
黄佑元年
也就是一零四九年
台建官李兑
何谈
陈旭等人上书
意思是说最近有些臣僚将私人书信上交朝廷
朝廷则凭书信肆意调查臣下
弄得告密之风
大圣
自今之后
除非事官谋逆
陈辽不得交纳私人通信
有私也不可收缴陈辽私信
宋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
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声明政府不得缴纳私人信件
据书信此以定罪的立法
宋仁宗时代
监察系统非常活跃
台建官可以封文奏势
这固然对执政的政府系统构成强有力的制衡
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台前官动辄上张告节人罪
甚至根据道听途说抱扬他人暧昧之事
以致刻薄之态
既已成风
御史吕会于是上书请惩革之
仁宗皇帝从善如流
下诏借上风告诫人罪或严涉前事
禁止官员打小报告揭发人罪
执政官若有过失罪错
可以公开弹劾
但不应告密
不能揭人隐私
后来的宋神宗
哲宗时代
当变法派执政时
告密风气大有复斥之势
因为一部分变法派官员认为新政的推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
如西宁七年
也就是一零七四年
参知政是吕会清推行守时法
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报不动产
政府再按其不动产征税
这本非恶政
但吕慧卿为防止有人隐瞒财产
又许人纠告
鼓励告密
结果在民间大开告密之风
家家有告诫之忧
人人有陨落之罪
无所措手足矣
因而守时法辅一推行
立即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
未久
宋神宗只好下诏废止了守食法
在宋朝士大夫看来
如果一项政策导致民间告密成风
社会便会进入人人自危的境地
敦厚的风俗就会被破坏殆尽
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税钱
又有什么意义呢
被现在许多人视为昏君的宋高宗也不欢迎陈良告密
也可能他实际上并不讨厌告密
只是因为主流侍风对告密行为不待见
不得不表态拒绝告密
绍兴初年
高宗下诏求严
有些官员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诫同僚
高宗说资金尚书严事不有所贿
唯不许因书告诫他人过失
给告密者当头泼下一盆冷水
绍兴二十五年
也就是一一五五年
三省与枢密院给高宗打了一个报告
说一些清朝的官员出于政治投机之心
将亲戚朋友私信上的谈论揭发出来
自己则因检举有功而获得美差
结果告捷之风大兴
私人通信
茶余酒后的议论
都有人打小报告揭发
即便是亲兄弟也可能被出卖
再没有比这种漫有求荣的风气更薄弱的了
因此
三省与枢密院提出建议
启令有司
开具前后告诫性命
一加处罚
也就是说
提议朝廷将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员列入黑名单
一加处罚
孙高宗同意这个建议
照例行部开具取址
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统中清理告密者
宋高宗是一位有污点的皇帝
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桧
比如他冤杀岳飞
但他对告密行为的打击
却表明他至少明白一个道理
在冠冕堂皇的告密
都不可能告出优良的治理秩序
因为告密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
人心
我们历史上存在过鼓励告密的时期
也拥有过一个明明白白反告密的时代
那就是宋代
我想说的是
拒绝告密
抵制告密
其实也是华夏文明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