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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史一九一九至二零一四
作者 陈肯 播讲
保泽 阿城
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
敢于试验
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
大胆的闯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
邓小平南巡武昌
深圳 珠海
上海等地
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
十月
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由此结束了性资
性社争论
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这一年
弃官从商
下海成为趋势
这和二十年之后公务员热潮人人征考
连硕士生都去争抢一个环卫工人的编制完全不同
真不知是进步还是倒退
这一年
小平南方视察后
国家体改委随即颁发了两个规范性文件
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
这两个文件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
真正的影响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
这次浪潮也催生了一个新名词
九二派企业家
这或许也是一群八零后
哼
一八八零后老男孩们的自嘲
作为九二派名词的发明者
陈东升认为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甚至于一九七八年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等同
现在人们很少纪念他
但我记得他
因为我是最敏感的
是这两个条例的受益者
当年想创立企业
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
有了这两个文件后
就可以去募集资金
可以根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人来投资
嘉德
泰康都是在这两个暂行条例后成立的
对这两个文件我记忆深刻
当时天天把他们揣在怀里
办嘉德时
我要起草公司的章程
治理结构
基本上是按那两个文件来起草的
所以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
在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企业的创新
不是的
陈东升说
与上一代多自乡镇企业出身的企业家相比
这些放弃体制内身份的人显然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具有本科
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他们对经济问题有广阔的视野
对当时中国最需要什么有良好的感知
甚至直接参与过政策的制定
他们多数围观期间曾到国外访问
对西方市场经济有感性认识
下海的时候
他们的同事
好友仍在政府部门工作
对很多关键性资源握有控制权
当他们决定干的时候
做老板已经被认可
私人企业在法律上已被容许
所有这些条件
使他们相较于上一代企业家有着巨大优势
经济学家张薇迎认为
这波来自体制内创业者的成功
重要的原因是有制度上的保障
公司可以真正私有
再有
他们起初从事的产业都是高附加值的
诸如金融服务
地产咨询甚至高科技
当他们开始从商时
这些部门还不发达
所以十分有利可图
因此
他们在几年内积攒了一个普通乡镇企业家或许需要数十年才能积累的巨大财富
这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三波
前面两波
第一波来自草根
上世纪八十年代
草根民营企业艰难成长
虽然很多遭淘汰
但如梁稳根
郑永刚
经历了一段灰色地带的积累
一路走来
成为民营经济的中间第二步源自国企或集体经济的改制转型
代表人物如鲁冠球
柳传志
他们顶着红帽子游走在体制的边缘
后以公司法为基础
完成了制度性的变革产权
在九二派之后
还有一波海归创业者
代表人物为李彦宏
马云和马化腾等
尽管驾驭了非同一般的资源
拥有远超同龄人的视野
天分甚至是勤奋
但是创业依然非常不容易
据当时人事部统计
一九九二年辞官下海者十二万人
不辞官却投身伤害的人超过一千万人
而最后活着成为品牌的所谓九二派企业家屈指可数
不仅如此
二零零三年十月
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
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
谁敢说你们没有行国会
没有行会的请举手
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
在座的老总开始时你看我
我看你
过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
举手的姿势很缓慢
像做贼心虚似的
最后有五六位举手
九二派下海选择保险行业
有两位比较出名
一位是泰康的陈东升
一位是华泰保险的王子牧
王子牧成为老板的路径和别人不一样
一九六九年
年仅十六岁的王子木作为哈尔滨之青
来到了柳河武器干校
王子牧一边从事着体力劳动
一边开始接触马列著作
那时候几乎什么农活都做
犁地 产地 耕地
割麦子
插秧 种菜 喂猪
护林 打井
盖房子等等
那时的王子墓对政治充满了兴趣
期间
干校需要派人到山里养蜂
由于养蜂辛苦孤单
山里又经常有野兽出没
所以没有人敢报名去可王子沐却选择了去养蜜蜂
也正是这个决定
让王子木能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接触社会发展史
世界历史
中国通史等大不同
并足足做了几大本子笔记
一九七三年
柳河五七干校从知青中挑选十个人到校部马列教研室当教员
王子木被选中了
两年后
王子木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吉林大学读经济学专业
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政治经济学
不过
王子木觉得自己的学识还远远不够
于是王子木又努力考取了中央党校第一届研究生
毕业时
中央党校决定让王子木留校任教
但是王子木在中央党校毕业生留言簿上写下了做时代的弄潮儿这句话后
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离开
一九八五年
王子牧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
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民法通则讲话
一九九一年
王子木调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经贸办后改为国家经贸委
直到下海创业
下海前
朱荣基和王子木有一次谈话
你在经贸委干的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筹建保险公司
王子木于是把自己的想法一一道来
中国保险业还很落后
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
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也需要有人来实践
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
你的股本金从哪来的
朱镕基又问王子牧
王子牧就给朱镕基列出股东名单
都是国有大企业
国有企业赚点钱可不容易呀
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不怕搞丢吗
朱镕基反问道
王子穆就讲了一大堆办好公司的理由
最后
王子牧问
您还对我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朱镕基回答说
我就一个希望
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二零零八年
王子木曾经给国资委李荣荣主任写了一封信
告诉他
我们公司成立十二年
成为中国唯一自成立起就连续盈利和分红的保险公司
除分红外
公司的净资产是当年股本金的三倍
还没计算无形价值
王子母说自己对得起朱镕基总理
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钱搞丢
还真正实现了保值增值
也没有去给朱镕基总理招事添乱
下海
五米跳台最好
针对下海的时机
年龄和方式
我曾经悟出三个理论
这是王子墓的感悟
一个是跳水理论
跳水一定要选择五米跳台
三米太低
没什么意思
十米太高
很危险
五米最好
我选择在司长这一集
感觉正好站在五米跳台上
这个时候再不下海
就永远也别下去了
为什么呢
太早了下去
体制内积累不足
难以做大
职位太高了再跳
动静太大
有失常理
别人会以为你真的疯了
第二个是抵押理论
我之所以敢下决心下海
并放弃了很多
至少是用后来的二十年的政治前途做抵押的
那就没有理由不干
好
这样会使股东放心
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五十九岁现象
其实就是因为年龄太大
抵押物不足
就像到银行贷款
是有抵押人家放心
还是没有抵押人家放心呢
当然是前者
下海不能等到老来时
第三个理论是造船理论
即下海之前
不仅要看准时机
选好落点
还得造只好船
中国商海里风浪依然大
波涛汹涌
这只船得撑得下去
走得出来
要是船太小
很容易就会被风浪吞没
你刚跳下去
就回头要救生圈
呵 挺没意思
所以要造船下海
船的规模要尽量大
我选择保险业
就是因为保险业是朝阳产业
保险公司是一条很好的船
当然
九二派并不都是喜欢干保险的
也有玩票的
比如当时的万通投资天安保险
冯伦回忆
彼时的万通扩张的非常快
通过杠杆收购和连环控股的方式
投资了武汉国投
有三个信用社
天津一个
南宁一个
兰州一个
另外还投资了华城财务公司
天安保险
陕西证券还有民生银行
一时间
万通成了最招人注意的民营企业
但是
当时用于投资的资金
都是以将近百分之二十的年利率短期拆借来的
如果没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毛利
投资肯定是亏的
越投
口袋里的钱越紧
越紧就越加摧残手中的金融机构和向更多的人与机构去高息拆借
结果雪上加霜
引咎只可
公司不堪重负
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刹那
万通明白了
绝不能用借来的高利贷投资
救治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先卖东西还债
压缩公司成本
甩掉包袱
然后再行增资扩股
引进不需要还的资本金
于是
万通就开始大踏步向后撤
退之再退
直到迈无可迈
退无可退
武汉国投卖了北京
天津和武汉场内证券回购的席位
收回了三个信用社归入当地城市合作银行
陕西证券卖了
天安保险抵债了
华城财务公司破产了
东北华联也卖了
冯伦有一个记忆
从海南活下来以后
知道一个公司的发展
有三样东西绝对不能靠
第一
不能靠爹
全中国爹牛的人
办不了好企业
第二
不能靠爹
政府有的时候太变化了
第三
不能靠买地
地多了
老婆多了
哼 都不幸福
冯伦总结
全世界公司有四种死法
第一
社会革命
政权改变
制度变革
比如一九四八年做了一个企业
很好
一九四九年就一定不好
你要是萨达姆时期最好的企业
美国人把它推翻了
你的企业也就死掉了
第二
自然灾害
九幺幺后
很多保险公司就垮了
海啸后
很多公司就会垮
第三
技术革命
当手机出现的时候
DP机就没有了
汽车出现的时候
三轮车
马车公司就没有了
当有了塑料后
搪瓷下来了
第四
商业周期
商业周期不断波动
会让很多企业死掉
听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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