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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九三年的春夏之交
与作民和沈太府两岸让很多人心神不宁
如果说与作民案带有一定的突发偶然性的话
那么对沈太府案的严厉处理
则透露出当年经济发展的某些特质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
中国经济再度进入高速成长周期
万马奔腾
尘土飞扬
景象让人喜忧参半
喜则在于经济呈现出全面复苏的态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一九九一年
全国在建工程约九千亿元
到一九九二年扩大到二点二万亿元
而到一九九三年前五个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九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
中央银行多发了五百亿元
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
到年底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三万亿元
各省的民营公司增长非常喜人
广东
贵州和湖南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三个省份
分别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五十七和百分之八十九
优则在于投资的超速增长正在诱发一系列的相关效应
英国的经济学人在一九九二年年底的年终稿中便警告说
一九九三年的某一个时候
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波热势头
上一次在一九八八年
中国几乎着了火
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百分之四十四点七
华西村的吴仁宝就狠狠的赚了一笔
与此同时
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
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紊乱
地下钱庄格外活跃
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
官方利率形同虚设
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百分之九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
反手就能以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的利率倒守出去
面对这一局势
六月份
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央行下文引令各企业单位必须把钱存进银行
要走正路
不许搞体外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中央政府决心严肃处理沈太
傅长城事件
在领导者看来
如果纵容审视融资的存在
那么金融管制根本无从谈起
朱镕基在经济治理上的强势风格
在对金融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于作民和沈太府两岸的处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朱镕基开始用一种更专业
更具体细微的方式来管理中国经济
朱镕基于一九九一年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
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此前他曾经长期工作于国家经济委员会
在上海主政期间
还以亲民和对官员的严厉管理而闻名
上海的某些厅局长向他当面汇报工作
小腿肚子会发抖
在他北上之际
一些国际媒体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
认为他那种管理风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开
有人甚至预言
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待上六个月
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
朱镕基在此后的十年内主导中国的经济
并成为继邓小平之后
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朱镕基到今后的第一站是清理三角债
当时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达三千多亿元
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国八百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
几年以来
年年清欠
却越清越多
朱镕基面对的是一个积重难返
几成无解乱局的债务连锁现象
道金赴任之后
凳子还没有坐热
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寨纠结最深的东三省
亲自坐镇现场清欠
他提出注入资金
压货挂钩
结构调整
恶毒源头
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
只用了二十六天
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亿元
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带着一片赞吁声
朱镕基回到北京
第二天
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寨电话会议
他用长途电话
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
各地务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时以前
江宁省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
包括银行贷款
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书报纸国务院清欠办公室
如果做不到
请省长
治区政府主席
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
说明原因
朱镕基还明令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给予监督
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
在此后的半年多里
朱镕基现实清签
令出b行
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
到一九九二年五月
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四千两百八十三个
收到了诸如亿元资金清理三点五元欠款的效果
困扰中央和各地政府
企业数年的三角在铁链终于被解开
经此役
朱镕骥前所未有的务实和强硬风格
确立了自己的治理权威
清理三角在首战告捷之后
朱镕基在金融领域开打第二战
他在金融政策的调控上在显铁腕手段
首先
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
下定决心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
对于任何有可能扰乱现有金融秩序的行为都严惩不贷
在这种背景下
沈太福的集资案便被视为顶风作案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
其次
他顶着巨大压力提出分税制
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
多年来
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的发展
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
用经济学家马洪的话说是一个老子养了成百上千个儿子
因此便陷入一房就乱
一收就死的局面
到九十年代初期
中央财政已非常拮据
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困
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则让人不寒而栗
一九九二年
全国财政收入三千五百亿元
其中中央收入一千亿元
地方收入两千五百亿元
中央财政支出两千亿元
赤字一千亿元
当时出任财政部长的刘仲黎回忆说
他曾经三次找朱镕基副总理
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
朱镕基不允许
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
财政体制的弊病同上海和北京可窥见一般
上海实行的是并额
上级加地增分层的模式
定下每年财政收入一百六十五亿元
一百亿元归中央财政
六十五亿元归地方财政
每增加一亿元
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
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五年
年年财政收入到一百六十三亿到一百六十五亿元之间
一点没增长
对北京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
约定的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四
五年之中
北京每年财政增长从没有超过百分之四
中央政府在这种财政分配体制中表现的非常被动
鉴于这种现状
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甫等人的提议
决定分灶吃饭
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
实行分税制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
一个多月后
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
为了说服各省
朱镕基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奔波于全国
一说服
期间颇多拉锯妥协
但是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分税制的实行是中国的财政秩序为之大改
中央财政存获活力
一九九四年到二零零二年
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五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一九九三年的百分分之十二点六提高到二零零二年的百分之十八点五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百分之五十五
比改革前的一九九三年提高了三十三个百分点
二零零二年
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外
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高达四千零十九亿元
是一九九五年的八点六倍
年均增长百分之三十六
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家刘玉辉认为
分税制改革后
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
削弱地方政府所占比重
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
税源分散
增管难度大
增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
另一方面
中央又把更多的实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
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
中央请客
地方埋单
的现象大量存在
以经济发达
税源最为充沛的浙江省为例
在一九九三年
浙江的财政自给率是百分之一百三十三点二七
一九九四年以后
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而其他中西部地区的财政状况更是可想而知
除了靠分税制拯救危机中的中央财政之外
朱镕基另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金融决策是力排众议
实行汇率改革
让人民币大幅贬值
在此之前
中国实行的是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
它是计划经济的一条金融尾巴
既保护了国有公司的利益
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外汇交易黑市
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
两种汇率实行并轨
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单一的由管理浮动汇率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八点七二元兑一美元
比之前的官方汇率五点七元贬值百分之三十三
兑换一美元需要的人民币在一九七八年是一点七元
一九九一年为四元
一九九二年年初是五点七元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使得中国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变得便宜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吸引外部投资商的地方
德国的商报在评论中认为
人民币的大幅贬值首先意味着亚洲四小龙一廉的劳动力优势从此丧失
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标志性的政策变化
从此之后
中国公司开始集体远征
中国经济走上了外贸拉动型的道路
它将在二零零五年达到顶峰
并诱发中国与欧美乃至周边国家的贸易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