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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演播启宽
一零六八年八月
大宋西宁元年
在首都汴京的沿河殿上
当时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政治家
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之面
展开了一场不留情面的蛇战
这是自公元前八十一年那场盐铁会议之后
又一次记录在案
关于国营化政策的大辩论
上一年的一月
宋英宗驾崩
长子赵胥登上了皇位
视为宋神宗
他年方二十
血气方刚
此时的宋王朝已经开国一百一十余年
农耕社会的太平病又发作了起来
土地兼并大量增加
权贵以及豪强商人占有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
他们还控制了重要的产业经济
贫富差距显著拉大
国内社会矛盾突出
更糟糕的是
中央财政虽然比立国之初增加了四倍
但还是入不敷出
出现了重大的危机
宋神宗立志于富国强兵
他对宰相文彦博说
天下的弊端实在太多
不改革不行
现在最首要的事情是增加收入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
历代推行激进主义变革的皇帝
大多都是年轻人
比如秦孝公
汉武帝
唐德宗
宋神宗以及晚清的光绪帝等
当时朝中的重臣都是所谓的大儒名士
文雅君子
神宗一个也看不上眼
他选中了地方官出身的王安石
王安石是一个官场另类
他的文采极号
与韩愈
柳宗元
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
他常年在基层当官
历任淮南判官
鄞县知县
苏州通判
常州知州
提点江东刑狱等
对行政官节十分娴熟
而平日里他不修边幅
独来独往
个性十分孤傲
在注重享乐和礼数的世人中显得格格不入
诗人讥笑他不通人情世故
戏称其为傲相宫
开放管制
半衰崩溃
循环往复
轮回重现
这是中国历代治乱的宿命
而每当经济出现了重大危机的时候
必然会出现一位重量级的理财大师
他成为了那个朝代的转折点
在宋代
这个人正是王安石
他对宋神宗谏言说
要富国强兵
就必须催役兼并
军纪贫乏
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效仿伟大的汉武帝
执行国家主义模式
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
王安石的政策建议遭到了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
沿河殿的停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与他面对面交锋的是翰林仕读学士
文坛领袖司马光
因为宋朝对于文士从来宽松
所以大家的言论就十分的放肆
双方辩风犀利
这场辩论是从要不要慈赏引起的
宋神宗登基后
带领众大臣去天坛祭祀
按照惯例
皇帝赏赐了大臣们
而大臣们也按例上书辞让赏赐
司马光请神宗接受大臣们的慈赏
他说当今国用不足
灾难频繁
首要之举正是削减政府之出
王安石大大的不以为然
他说
国家富有四海
大臣们的收入有限
靠节省开支实在起不了大的作用
不是当今的及物
司马光反问说
那你说说
什么是当今的及物
王安石说
国家财政不足
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言下之意
站在对面的司马光等人都是空口如生
只知省钱
不懂开源
司马光反讽说
所谓善于理财的人
不过是把头屑都收集起来
用簸箕扫据细碎
尽力搜刮民财
如此下来
老百姓困苦不堪
琉璃城倒扣
这难道是治国之道吗
王安石说
这当然不是善于理财的人
真正高明的人
不在老百姓身上征税
而国库却无比的充足
民不家富而国用饶
在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听来
这一句民不家富而国用饶非常的刺耳
他当即反驳说
这是当年桑弘扬欺骗汉武帝的话
司马迁把他记录下来
讥讽武帝被蒙蔽了
天地间所能生产的种种货物
只有那么一个数量
不在民间就在政府
桑弘扬说他能让国库充沛起来
不从民间获取
那是从哪里得来的
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
那么武帝晚年怎么会出现倒扣封起的情况
难道不是人民因为穷困而造反的吗
这样的话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国策讨论呢
伊司马光之间
桑弘扬和王安石所标榜的不家赋
其实比家赋还要坏
因为所谓不加税赋而国库充足
不过是想办法偷偷的夺取民间财富
它的害处更甚于公开的征税
双方你来我往
辩论了很长的时间
争论久之
在这场火药味甚浓的大论战中
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马光的一边
神宗徘徊其间
无比为难
在延河殿上
他对司马光说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转过头去
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张
不允私赏
有关沿河殿停变的记录出现在司马光的文集中
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对派占了上风
而实际上
这些质疑的声音一点儿也没有影响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决心
六个月后
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
也就是副宰相
全面负责变法的事宜
为了坚定皇帝的决心
王安石就对他讲了一句日后非常著名的话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此言于一千多年前
商鞅对于秦孝公所说的那句志士不移道
变国不伐古
前后呼应
如出一辙
王安石在后来的几年里
提出了一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
相继颁布了十多条法令
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政策分别是军书法
示意法和青苗法
军书法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招
它的政策版本源于桑弘扬
不过与前辈不同的是
王安石在政策初衷和操作方式上更有递进
桑弘扬推行军书法的初衷是喜贵就贱
用近易远
也就是以促进商品的均衡流通为目标
而王安石明确提出
自己之所以要军书
根本目的是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
轻重脸散职权
防止富商大股进行投机活动
国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与商争力的特征昭然若揭
其次
王安石专设发运使衙门
还从国库中专项拨备出五百万罐
三百万袋大米
作为军书的本钱
这也是桑弘扬以及刘彦所没有尝试过的
表明王安石的军书更加具有商业经营的性质
在推行了军书法的两年零八个月后
王安石推出了市易法
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
在各地设立市易司
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
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的价格由市易司划定
各大城市的贸易商人必须到市一司获得核准的身份资格
否则不得擅自经商
事易法推出之后
军书业务并入其中
在流通领域
构成一个集采购
运输和定价销售为一体的国营垄断体系
青苗法的提出比军书法晚了两个月
这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
也是他最为得意的手笔
据他自己说
这一思想源于周礼全腐
尽管他曾经说过祖宗不祖法
不过再后来
他不断的到周礼中去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
这一点跟王莽很类似
他具体的办法是
在每年的夏秋两收前
农户可以到当地的官府借贷现钱或者粮谷
以补助耕作
每笔贷款的利息为百分之二十
一年可以贷两次
王安石以现存于各地国有粮仓中的钱谷一千四百万灌溉为青苗的本钱
王安石的这三大政策
一举笼罩了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两大领域
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
这对于社会秩序的冲击可想而知
就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
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
第一是尽可能多的增加中央财政的收入
第二是打击富豪
缩小贫富差距
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
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的实现
长远看却注定失败
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为了强力推行变法
王安石还对现有的财政官僚体制进行了变革
宋代的财政已经实行了分权管理
分别由户部司
盐铁司
杜支司掌管宏观经济政策
国营事业和财税事务
王安石打破分工
特别成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治三司条例司
将财政权力重新归于一人
变法实施之后
国库果然为之一宝
仅仅市一司获得的收入
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
政府因为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的惊人
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筹薄实在太多了
以至于不得不新建五十二个大仓库
国家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应也充分的发挥了出来
王安石还通过推行农田水利法
兴建了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
仅仅西宁二年到西宁九年的七年中
就覆盖了三十六点三万顷的农田
粮食产量较前期大有增加
可是很快
政策的弊端也毫无悬念的呈现了出来
军书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
他到处与民争利
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被驰
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
挤近抢劫
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
发运时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的地区销售
价格比之前增加一倍
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的打乱了
宋朝的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
军书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一法尽收天下之货
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
银行和物流中心
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
连水果
芝麻都被垄断起来
城市的商业秩序被彻底的破坏
以首都汴京为例
多年以来
这里的商品交易被大行会所控制
外来的商人饱受欺负
一零七二年
王安石就曾向神宗报告说
如今汴京的茶行被十来个大户垄断
外来茶商道经必须先给他们送礼物
祈求定价
把茶叶卖给这十来个大户都不能有利润
只有这样才可能被定下较高的价格
然后再从零售环节中把钱赚回来
其他的行业大多是这样的状况
他还举例说
他家里雇佣了一个洗衣服的妇人
他的儿子会做烧饼
可是因为饼业被行会控制
他们又支付不起入会的钱
所以一直无法开张
在王安石看来
这当然是非常的不合理
不公平的状况
于是他决心通过推行示意法
打破大户的垄断
然而当政府替代大户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之后
情况竟变得更加糟糕
宋代学者郑侠在西塘集中记载说
自从实行了示意法之后
商人们都不肯到汴京来做生意
大家都绕开都城而行
因为只要一进城门
货物就可能被权数押送到市义司
后来这些情况被反映到宋神宗那里
就连皇帝本人也觉得太过分了
有一次他小心翼翼的对王安石说
是一司连水果都要垄断起来销售
实在是太琐碎了
能不能把这一条给罢废了
王安石正色道
制定法律的关键是看是否有害于人民
不应该因为它的琐碎就罢废了
对于普通农户来说
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
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
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
可是一到执行的阶段
就完全的变味了
各级官员把陈旧的煤粮放给农户
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
放的时候斤粮不足
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
一来一回
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
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
就下达贷款指标
地方官员只好搞摊派
民间苦不堪言
如果发生了水灾旱灾
政府为了收回本息
就到处抓人
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
青苗法实行几年后
股价非但没有降下来
反而一路上涨
最终苦的是农民和城市的贫民
种种新政的实施
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
自由工商业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民国学者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一言以蔽之曰
自王安石变法之后
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已
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
又进入了一个极端的年代
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告民运动相似
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
并非是一日生成的
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
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的强化和唤醒
王安石的政策实在是过于刚烈
在后来的数年中
遭到反对派的群起攻击
司马光被外放洛阳长达十五年之久
在那里
他一边编撰资治通鉴
一边与同道者生气相通
多次发表与见腐书
以公开信的方式批评变法
司马阵营非常强大
其中包括苏洵
苏轼父子以及欧阳修等著名人士
司马光首先反对的就是政府机构的改革
他认为财政应该由三司管理
三司失职可以换人
不应该设立制治三司
条例司专断职权
王安石则反驳说
汉唐两代都是由宰相亲自兼领盐铁或杜之司
如此才能够对财政问题进行最直接的管理
在具体的变法措施上
双方的分歧更为巨大
在一份反对变法的隔壁札子中
司马光对于多项变法逐一进行了批评
他写道
设立世易司之后
国家强行垄断贸易
连蔬菜瓜果都不放过
导致商贾无利可图
搞清苗法之后
导致不善经营的家庭纷纷破产
还增加了茶叶和食盐的果营比例
贱买贵卖
老百姓大吃其苦
当时文豪苏轼在另外一份也是批评变法的奏折应诏论四世状中更是惊呼
自从变法之后
民间所有生财之道都被公家收走了
所有的利益全部归于长平史这些官府衙门
面对朝野的汹汹反对
固执的王安石当然不甘示弱
他公开发表达司马检易书予以驳斥
同时对质疑人士实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压
在他的主导下
几乎所有反对变法的大臣都被贬斥
要么被驱赶出决策层
要么被流放到京城之外
要么被迫辞职
或者称并不出
当时朝中的主政大臣有五位
时人戏称他们是生老病死苦
除了王安石是生之外
其他四位则分别是老病死苦
听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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