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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演播启宽
一个能够闭门成市的国家
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
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
足以养活全体的国民
二是人口之众多
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需求
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
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在学术界
只有很少的学者观察到了这一规律
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戴尔在文明史纲中曾经简短的提及
人口的众多导致了中国不需要技术进步
内需能够满足供应
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场
对于农业文明状态下的民生而言
最主要的内需产品只有两个
一是吃
二是穿
而水稻和棉花的引进推广
在耕和织两大领域分别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
创造了闭关锁国的必要条件
于是
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
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而顽固的落脚之处
十四至十五世纪的那场棉花革命
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最后一次革命
是小农经济兴盛的关键性因素
它将古典的中国经济推广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并终止于此
从此以后
在长达四百年的漫长时间里
中国成为了一个不再进步
超稳定的小农社会
一个与世界公转无关的自转的帝国
根据英国学者安格斯
麦迪森的计算
中国在一三零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六百国际元
此后增长全面停滞
一直到一七零一年的四百年中
增长率为零
而欧洲则从五百七十六国际元增加到了九百二十四国际元
在这个意义上
男耕女织是一个唯美主义的诅咒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
如果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
竟然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
自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之后
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
于是通过推广男耕女织的民生方式
将整个社会平铺化
碎片化已经成为必然之选择
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
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
从而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便变得微弱无力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代看上去是成功的
黄仁宇论述说
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
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
在整个明代
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
此外
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的容忍
由于这些条件
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
他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
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
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他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
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
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
又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其一
是新的替代者继续延续明帝国的模式
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的状态下缓慢的自转
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
将之彻底的推翻并更换制
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
第一次的替代出现在一六四四年
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一九一一年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在明史的研究中
有一个重大的理论分歧迄今没有定论
那就是明代的中国到底有没有跟西方一样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而中西国运的分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正统的史学界
占主流地位的是萌芽自发论
早在一九三九年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认为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围绕这一著名的论断
中国学者用众多史料证明
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在现行的中学
大学的教科书中
编写者仍然持有此论
二零零三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民史研究室完成了题为晚明社会变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该研究认为
在明代
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
由于货币经济极大发展
商业性行为几乎成为全社会的取向
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权力由此严重衰弱
他们的结论是
货币经济的扩大发展在中国和西方几乎是同步的
东西方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同
为世界形成了一个整体奠定了基础
晚明的社会变迁与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
中国不是被动的卷入世界
而是积极的参与了世界历史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
并对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西方学界
也有人对于这一观点予以应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彭木兰以及他的同事弗兰克等中国史专家形成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学派
以反对欧洲中心论而著称
二零零零年
彭木兰出版了大分流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
认为至十八世纪之前
在重要的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上面
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而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够走上类似于英国工业式的发展道路
主要是因为不具备英国那样地理位置优越的煤矿
以及不具备能够提供棉花
木材
谷物等集约产品的殖民地
彭木兰因而断定说
那种认为中国或是由于人口压力
或是由于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性质而闭塞并极为贫穷的观点
如今在我看来
完全处于守势地位
同时
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立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在中国学者中
最早对萌芽自发论提出异议的是顾准
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反思说
我们有些奢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
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
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
资本主义从希腊
罗马文明产生出来
印度 中国 波斯
阿拉伯
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
这并不是偶然的
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
不准之后
海外的黄仁宇
赵刚
费维凯等人也从各自的专业方向认定在明代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的萌芽
而且在高度专制的皇权制度之下
绝无这种可能性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说
支持现代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产权做基础首先就与孟子道德观念相反
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
当这么多必要的因素全部付之确如现代商业如何能够在中国发展
在另外一部资本主义于二十一世纪的书中
他进而认为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因为它志不在此
它不仅不能产生
而且一向无异于产生
学界的观点如此对立
概括而论
源于学术立场的不同
萌芽自发论及加利福尼亚学派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理论基础
认为经济基础自动的会决定上层建筑
而顾准
黄仁宇等人则把考评的重心放在了法权制度的建设上
认为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突破
经济制度的变革都不可能发生质变
因为立论不同
双方的结论自然南辕北辙
在这场争论中
布罗戴尔的观点比较折中
在他看来
明清两代的中国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
但是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
他认同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并不落后
但是在社会制度上没有进步
将发生在明代的这些变化放置于全球环境中进行观察
我们将清晰的发现
貌似繁华的中国
其实正飞驰在一条反世界潮流的轨道上
当全球海洋贸易即将兴起的前夜
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海军的帝国却选择了自毁战舰和内向封闭
在产业经济上
家纺互织的乡村工业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
使得工业革命的火星无法从棉纺织业中迸发出来
市镇经济的发达让城市化的步伐全面停滞
与此相对照
欧洲的自由城市如雨后春笋
其规模越来越大
转而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
在政治制度上
西方的公民社会胚胎出城
宪政思想建成共识
而在东方
军权却更加的强悍和专断
总而言之
在全球贸易化
工业化
城市化和王权制度瓦解这四个方面
明代中国与同时期的欧洲恰成鲜明的对照
历史的拐点因此出现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说
中国与世界潮流的分道扬镳
的确是在十四到十五世纪之间发生的
明代的工商经济与前朝相比
最大的变化有两个
一是专业化市镇的出现
二是商邦的崛起
从先秦之后的一千多年里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运行中心都被放置在若干个大都市之中
人口和工商活动也颇为集中
唐代还有法令限制县级以下的商业市级之发展
宋代之后
市级禁令取消
非官营的草市
虚市以及庙院集市等逐渐扩张
不过它们的功能都非常的传统
无非是为方圆几十里的农户提供日常消费品的交易场所
布利舒心之外
更无常物
到了明代
形形陡变
改变由人口增加和产业演变所导致
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让中国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
尤其以江南地区的增长最快
原有的中心都市无力接纳
于是地理条件较好的农村便向市镇演化
人口增加很多
土地却越来越紧张
蔓溢出来的人口就顺着棉业的发展从事家庭纺织集作
在这些农户的周边
又自然的出现了大型交织集市
嗯
这些新兴的市镇与传统市镇的最大不同之处是
他们兴起的功能不是为了农民消费服务
而是为农村生产服务
参与的贸易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
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
他们的利益所得来自于规模化经营和远途贩运
有人统计江南地区苏州
松江 常州 杭州
嘉兴和湖州六府境内的市镇数目变化
发现在宋代
这里有市镇七十一座
而到了明代
则增加到了三百一十六座
我们不妨将这一转变归纳为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
在其他的国家
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高
也越来越集中
小城市变大
大城市变得更大
但是在中国
宋代以后
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减弱
大
中城郡停止了扩充
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
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期缩小了许多
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
形成了江南地区众多的市镇
自明初到清末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了停滞
城市总人口之绝对数没有增长
但是全国的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
从明代初期的七千万人
至十六世纪时已达到了一亿至一点三亿
至清代乾隆年间
已经将近三亿
城市人口的比重日趋降低
这种趋势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达到谷底
根据赵刚的计算
两千年来
中国城市化的人口比重呈现由低到高
再由高到低的曲线形态
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比重为百分之十五点九
西汉时为百分之十七点五
唐代为百分之二十点八
南宋达到最高峰
为百分之二十二
此后迅猛下降
明代进入了百分之十的区间
而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仅为百分之六点九
这种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农村下放的现象
最为真实的表明中国社会的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
它既是人口增长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
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引导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
并不安放在都市
此论并不适用于整部经济史
至少在两汉
唐宋各代并非如此
而是从明代才开始的事实
在城市离心化的大趋势下
进而出现了油水分离的社会现象
政治权力集中于城市
为政府及权贵全面控制
城市从此成为了权钱交易中心和奢侈品消费中心
而非生产制造中心
经济力量则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
为民间势力所掌握
大量的手工业分散于众多的村庄
这使得资本
人才和资源的集聚效应根本无法发挥
棉纺织业的繁荣及专业化的市镇崛起
催生了一个重要的商业力量
靠棉布贩销为主业的江浙商帮
江浙不商的财富膨胀与棉纺织业的家庭化有关
如前面所说的一样
一家一鸡的生产模式
每年生产出六亿匹布
而零散的农户无法完成规模化的销售
于是围绕着千万家庭之基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
他们主要由布号商人
染房与踹房商人
远途贩售商人组成
布号商人负责棉花和棉布的收购
他们先是从棉农的手中把棉花收购进来
然后分发给织户
再把制成的棉纱或者棉布回收
从中渔利
自明初之后
华北
华东等地广织棉花
然而华北因为气温与湿度过低
不适于棉纺织的工作
所以大量的棉花被运到江南销售
江苏南部的苏州
无锡
常州和浙江北部的湖州
杭州
嘉兴是织户最为集中的地区
布商就大量活跃在接近农村的市镇中
以最小的距离向分散的支户收购棉布
这一带因此成为了全国纺织业的中心
仅仅松江
枫泾两地就有数百家
不好浙江通志记载曰
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
一棉花已归
一般而言
植户每领取二两棉花
日后缴棉纱一两以为代价
渔者为薄利
而布商则因量大而获利颇丰
许仲元在三亿笔谈中记录了一位张姓不伤的情况
其家产达巨万之多
每到五更时分
张家就灯光通明
把收上来的上千匹布运送到苏州的昌门
每匹布可赚五十文
也就是说
一个清晨就可得五千斤
听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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