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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贺长文
演播
纪旅
第一集
无奈选择
一九六八年八月至一九七二年十月
我在内蒙古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公社的萨如拉特拉大队插队
我能够主动报名去边疆
并非是被草原风光所吸引
也不是受到先期赴草原插队的中学生们的宣传鼓动
从而产生了现身边疆的一时冲动
而完全是迫于无奈
这种选择离不开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
当然
能报名赴边疆插队也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支撑
这思想上的准备便来自于五六十年代对中学生上山下乡四个面向的思想教育
但即便有了这些思想准备
离京的时候我仍无法避免的产生了一种被逼上梁山的强烈感觉
因为上学无门
家中被抄
每次申请工作均因家庭问题被拒
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日
留城无望
继续留在京城无所事事
还不如尽早自食其力
同时个人的未来我也不想等待他人来摆布
草原最先接纳了我
奔赴草原成了我摆脱困惑
探寻新生活的唯一出路
在萨姆拉特拉
我收获了牧民的关爱
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同时也失去了家庭
那个早已支离破碎的家庭
我看不到前景
困惑
迷茫
矛盾着也努力着克服从饮食到住宿
从劳作方式到恶劣天气带来的各种不适应
坚持不断改变自己
力图融入贫下中牧的群体
融入草原的大自然
草原的大社会
回想报名到草原去的社会背景
用一两句话很难讲得清
我能记起的一些零碎事件是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北京市教育局在北京体育馆开过一次中学生大会
会上主要讲了两件事
一件事
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增加
学生越来越多
学生上学给公共交通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
因此鼓励学生就近入学
另一件事
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不可能都接受高等教育
所以针对高中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
提出了四个面向
面向农村
面向边疆
面向工矿
面向基层
出路
我那时还只是个中学生啊
上学时只知道学习知识
从来没有考虑过出路问题
小学
中学
大学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
少先队员
共青团员
共产党员不断追求进步
这些好像是摆在我面前促使我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社会的期望
也是社会给年轻一代安排好的成长之路
至于做工务农流程还是下乡
本应该是学生自己或家庭的自主选择
但在这次大会之后
学生大军毕业后的去向便有了导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
尽管在班里订阅的中国青年报和支部生活中连篇累读的报道侯俊
董家庚
邢燕子等知识青年在农村奋斗的事迹
团支部也经常组织大家学习讨论
但潜意识里
我总觉得四个面向的宣传跟我关系不大
因为我早就有了自己的选择
国家建设需要科技人才
学好知识报效祖国是我选择的成长之路
我认为一般只有考不上大学的同学才会去农村改天换地
我如实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这使团支部的同学很为难
便迟迟不发展我入团
团组织不断帮助我
找我谈话
我却不知自己错在了何处
我也很无奈
不知道怎样努力才算是追求进步
团支部坚持不懈的找我谈话帮助我
我的底线也一步一步后退
承诺可以去当兵
可以去做工
可以去农场
直到最后同意了可以到农村去当社员
才有幸的跨进了团组织的大门
成了我们班团支部发展的最后一名共青团员
谁知临近高考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我的大学梦就此终结
遗憾的是
不仅仅是我的大学梦
就连当兵成为产业工人
甚至到农场去做一名农业工人的梦也都就此终结
以我当时的理解
农业工人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能发工资
就是说做农工也要归国家管理
而当个挣工分的农民却无政府保障
好像就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
在工人阶级队伍之外了
我的亲友中没有农民
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把当农民作为了我最后的选择
结果我农民也没做成
而是到边疆做了牧民
当时我认为游牧要比农耕落后
可要想摆脱眼下的困境
我命里注定的就是要在最落后的生产方式中去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
争取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一九六六年夏的北京
用破四旧打砸抢的红色恐怖来形容最合适不过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在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之后四十天内
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胡卫兵活活打死
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红卫兵造反派们功不可没
一九六七年
中学被军管
各地盲夺权战斗开始
动用了枪和炮
中学生们纷纷外出串联
一九六八年
在中学红卫兵从文革的先锋逐渐被边缘化后
一些无所事事的中学生们便聚在了一起
抢军帽
拍婆子
打架斗殴成风
那个出身贫寒的小混蛋周长利与洪卫兵的江湖乱战变成了现代影视剧阳光灿烂的日子与血色浪漫中的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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